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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北京支店的在华存款业务 杨宗鸣 摘要：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北京支店自创立以来，一直努力吸收存款。通过在辛亥革命前后制定吸收存款政策方针，开展定期、活期及特别存款的银两及银元业务，利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金融体系抵消辛亥革命的影响，使得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能够运用其金融在华业务网络化，并且应日本政府的要求采取金融战略措施。 关键词：横滨正金银行 辛亥革命 北京支店 在华业务 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早期外汇专业银行，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1]，直接扶植、培育建立起来的金融机构，1880年设总行于日本横滨，经营对外汇兑，贴现等业务[2]。1901年5月，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调查清朝各地状况，认为有必要在北京设立支店。于是，同年9月，其在股东定期总会之后，接着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决定设立北京支店。1902年1月，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北京支店开业。北京支店的设立不但对于日本正金银行的意义非常重大，对日本政府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日俄战争后，日本对清国不论在财政经济上的关系，还是在政治上的关系都越发密切，而且本行（横滨正金银行）在过去也与其有过交往，认为财政经济上和清国中央政府保持联系接触是必要的。”[3] 1887年，日本政府颁布《横滨正金银行条例》后，横滨正金银行成为经营外汇的专业银行[4]。根据《横滨正金银行条例》《正金银行章程》，北京支店经营的金融业务主要包括：日本国内及海外汇兑及押汇、放款、各项存款及贵重品保管、汇票期票及其他流通证券的贴现或买卖、兑换货币、汇票期票及其他流通证券价款的托收等一般银行业务； 依据业务需要，买进或抛售公债证书、生金银、外币等； 受日本政府之命，于日本国内或日本国外经办国库款、公债、汇兑等，并办理日本政府特殊交办事项（如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接管英美在华金融机构）。 一、辛亥革命前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北京支店吸收存款的方针 北京支店自创立以来，一直努力吸收存款。北京支店和本地其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银行相比较，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银行多为借款银行，其借款对象多为政府，而北京支店则不然，是从中国人那里吸收资金，因而营业目的也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银行不一样，不是以承办中国政府的借款为目的，而是专门以北京的市民为对象。和别国银行比较，北京支店与本地的官吏和商铺有亲密的关系，业务存戶多、贷款也很零碎。 北京支店吸收存款的方针，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也没有变化，而且根据过去经验，一且吸收了的存款保留还比较容易，重新吸收新存款则反而困难。所以，在此不稳定的时局下，由于辛亥革命，中国的银行信用下降，北京支店利用这个时机，积极吸收零散存款。 辛亥革命爆发后，申请存款者很多，北京支行存款额也逐渐增加。1912年1月，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银两定期存款为近年来未曾有的小额，为90余万两。1912年10月革命事变发生当时，存款为107万余两。1913年4月底增加到144万余两。但定期存款利率，在辛亥革命前为年息6厘，辛亥革命后降为年息5.5厘，随后又降至5厘了[5]。原因是由于华商银行信用下降，中国人多向外商银行存款，加之各地市面没有恢复，外商银行银根松弛，自然要降低利率，北京支店也是如此。此外，上海支店对北京支店在上海之汇兑结存差额，特别支付年息5厘的利率，为北京支店存款之运用提供了方便。而天津支店虽然和北京支店在业务上关系密切，但存款利率经常变动，对北京支店汇兑结存差额只支付年息4厘的利率。由此可见，北京支店是利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金融体系，按照北京地区金融市场状况，调整其金融政策以达到金融侵华的目的。 二、辛亥革命前后银两、银元定期与活期存款业务的变化 北京支店创立以来，吸收存款的方法包括银两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银元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 在银两定期存款方面，1906年到1908年，大清银行、陆军部、农工商部以及学部等大户的定期存款经常达到120万两至130万两，银两定期存款总量曾经达到230万两至240万两。此后因中国政府财政统一，加之大清银行业务发展，收回各官署的存款，因此，1911年上半年银两定期存款减少到90余万两。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才恢复到140万两[6]。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没有官署和银行的大户存款，北京支店主要吸收个人名义的零星存款，虽然数目上增量减少，但得以吸收到比过去更为稳定和可靠的存款。 在银两活期存款方面，北京支店对北京天主教堂以及大清银行的活期存款，都支付特别利率，北京天主教堂的活期存款年息5厘，大清银行的活期存款年息3厘。辛亥革命以后，经过种种交涉，上述利率降为普通利率。1906年到1907年，由于有大清银行的银两活期大宗存款，其银两活期存款数额曾达到140万两至150万两。但1908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