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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之地“慷慨悲歌”文化气质形成的历史溯源 “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是燕赵文化的最本质特征。千百年来燕赵文化以此为基调，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整体来看，“慷慨悲歌”是燕文化与赵文化共同的、主导的精神。具体分析，燕地与赵地文化虽有趋同性，但也有着明显的特征差异性。 1赵文化之“好气任侠” 1.1 赵地侠义文化的起源 赵国文化源于三晋，是法家智谋与豪侠勇武的溯源之地。在迁都邯郸之后，接连涌现数位豪侠义士，其壮烈之举和耿烈之气逐渐塑造了赵地的侠义传统。 赵朔时期，赵氏遭遇劫难，同宗四位大夫皆被灭族，赵氏门客中的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为保护赵氏遗孤，勇于赴难。公孙杵臼为掩护程婴救孤，慷慨赴死，程婴育孤十五年，为向公孙杵臼复命自杀而亡。二人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与行为，以极强的感染力树立起了赵文化的鲜明标志。另有侠士董安于，字阏于，春秋时期晋国正卿赵鞅的心腹家臣，他因出色的政治才能和建筑天赋令晋国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安。于是智伯給赵简子施压，令其严惩董安于。赵简子不忍杀肱股之臣，左右为难。愁眉不展之际，董安于坦然而言，愿以己死保全赵氏，于是自缢身亡。之后，又有侠士豫让的复仇之死为燕赵的任侠文化注入了鲜活热血。豫让曾为范氏、中行氏家臣，但皆默默无闻，直到他成为智伯家臣后，方受到重用。后赵无恤与韩、魏合灭了知氏而三分其地。豫让为报知遇之恩吞炭漆身，前后两次刺杀赵无恤。刺杀未成，遂伏剑自杀以报知遇之恩。豫让之死，赵国志士闻之皆为之泣。自此以后，任侠好气之风在赵地成为了传统风尚。 1.2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推动 赵武灵王是赵国最有作为的一位君主，他的“胡服骑射”改革政令极大提高了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强化了赵国的整体国力。 当时赵国东有东胡，西有林胡、楼烦，北有燕，且与秦、韩二国相邻，中有中山国在其腹心。如无强兵，则无以立国。赵武灵王敏锐的发现了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的长处。胡人窄袖短袄，骑马跨弓，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于是他果断地决定变更服制，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即位后的第十九年，正式下达了胡服令。由于实行胡服，赵国建立起以骑兵为主体的一支军队，它在战争中的作用即刻显示出威力来。胡服令颁行的次年，赵国向中山国发动进攻，一直打到宁葭。随后又西攻胡地到达榆中，更夺取了中山国的丹丘、鄗、华阳、鸱之塞、东垣、石邑、封龙等地。在加紧进攻中山的同时，赵军还向北方的匈奴出击，同时向西方林胡、楼烦用兵。不出数年，赵国开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已经成为当时除秦国外，国力最强的国家。 “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充分表现赵武灵王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过人胆识，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开启了赵文化刚勇尚武之先河，是好气任侠的赵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 1.3 赵地任侠文化的内化与转移 赵文化中除了勇武任侠、刚烈好气外，另一个显著的地域性格特点是放荡冶游。赵国邯郸是当时最繁华富庶的城市之一，它的城市文化和娱乐也相对丰富。邯郸男子喜相聚游戏，饮酒狎妓，弹琴长歌；女子则多美貌，善鼓琴瑟。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地风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在一定意义上看，放荡冶游特征是好奇任侠性格在城市繁华熏陶下的一种内化和转移。赵文化的冶游之风对后世燕赵文化的影响也较为深远。历代燕赵文人对此都多有歌咏之作。曹植《名都篇》云：“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的《邯郸少年行》云：“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如云屯。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另有唐人高适在其诗中自称“高阳一酒徒”，然而在安史之乱中却一展豪侠大义，献策平乱，史称：“逢时多难，义而知变。”太平之时放纵诗酒，危难时节勇于担当，以天下安危为己任。这正体现了以好气任侠和放荡冶游为一体的赵文化鲜明特性。 2 燕文化之“慷慨悲壮” 2.1 燕国的地域环境与生存状况 赵文化是社会经济繁荣而产生的地域文化，燕文化与之相反，是地理环境的山远水寒和国家政治的局促不安而导致的一种激变文化。燕国早在商代时期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历史，然而在商代有深厚根基的燕国，到了西周以后却开始大幅度的衰落了。尤其西周定都丰镐后，燕国作为边远封国逐渐边缘化。由于较长时间内与中原各地来往甚少，燕国的经济实力较中原各国落后。 进入战国时期后，燕国虽名列七雄，但在七国之中，却最为孱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