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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精神的发生学考察 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民族精神的发生根植于民族生活的沃土之中，受制于民族文化发生的精神现象学机制。中华民族与自然一社会一历史三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生成、发展的现实基础。古代中国整体多样的地理环境、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和“轴心时代”的元典创制，滋生孕育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并成为此后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发展的源头活水。 关键词：中华民族精神；生成机制；精神基础；精神特质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XX)02－0084－09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为大多数成员认同和信守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虽然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直到20世纪初叶才出现，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有着悠久的发展史。早在100多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太阳”最初升起的地方。因此，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发生学考察，用恩格斯的话说，是“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 民族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既非造物主的赋予，也不是绝对理念的先验产物，而是该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创造、积淀而成的。这种创造与积淀又不是凭空制作的，而是根植于民族生活的沃土之中，受制于民族文化发生的精神现象学机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对象性关系中的主客体双重建构。民族与自然一社会～历史三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构成民族精神生成、发展的现实基础。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社会历史的综合格局，最终决定了该民族的精神特质。所以，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基和源头，应该到孕育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社会历史等社会存在中去探寻。正是古代中国整体多样的地理环境、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和“轴心时代”的元典创制，滋生孕育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民族精神，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一、整体多样的地理环境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滋生 人类所面临的存在对象首先是自然界，自然界既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亦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前提。在从猿向人的进化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进化中的人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人类形成了不同的种族。人类各种族根据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赋予了特定的文化类型以地域的或民族的特色。“这些自然的区别第一应该被看作是特殊的可能性”，“民族精神便从这些可能性里滋生出来”。中华民族精神正是从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的“特殊可能性”里“滋生出来”的。 最新的研究显示，青藏高原在晚新代的三次强烈的构造运动、最终形成了更新世以来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格局。一方面，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在东亚与旧大陆西方形成一道巨大的地理屏障，将东亚大陆分割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另一方面，高原隆起所产生的环境效应，在地貌上形成从西向东、由高至低的三级阶梯地形，在气候上形成青藏高原及邻近的高寒区、西部干旱区和东部季风盛行区三大自然区域。这种外部相对封闭而内部气象万千、整体上自成系统而局部则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和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生成提供了自然前提和物质基础。 就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来说，我国远古的地理景观，大体上可描绘为五个大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北，自山海关起，从东北走向西南，达甘肃省南部以南，为森林草原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广大丘陵地带，为森林沼泽区；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为森林区；山海关至甘肃南部以北和以西，昆仑山、祁连山以北为草原区；青藏高原为高寒草原和丛林灌木区。”在这五大区的各区中，地形也是极其复杂多变的。例如：北方的黄河流域，西部为黄土高原区，它包括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太行山以西、青海日月山以东的地区；东部为华北平原区和山东丘陵区。在黄土高原区中。既有地势高亢而上面较为平坦被称为“塬”的特殊地形，也有晋陕中部的山间盆地及河谷平原。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亚热带平原、丘陵及低中山相交错的地区。东南沿海属山岭丘陵地区，但河谷盆地也穿插其间。除自然环境的地区性差异大之外，气候与植被的垂直分异也颇为显著。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活动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地理及生态环境中的中华远古先民，在进入全新世后所创造的新石器文化也是千姿百态、谱系复杂，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和多样性发展。仅以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前者自西而东，至少存在着三个考古文化系列群：即(1)西起甘青，东至洛阳左近，北起河套，南越秦岭至汉水上游，而以渭水为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