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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与清中期的满汉关系 摘 要：《叫魂》一书让我们看到了妖术恐慌背后皇帝与官僚制度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关系，然而使“叫魂”事件不断升级的缘由中还暗含着清中期满汉关系逐渐失衡这一因素。这种失衡的根源是清廷对于其自身“合法性”的忧虑，并通过清初一系列残酷或怀柔的政策以维持一种征服与尊重交替的平衡来进行解决。但到了清中期这种平衡逐渐出现了问题，重新唤醒了皇帝对“合法性”的忧虑。伴随着这种忧虑，“叫魂”从几个地方个案变成了席卷各地的妖术大恐慌。 关键词：《叫魂》 “合法性”的忧虑 满汉关系 著名的美国中国学家孔飞力先生所著《叫魂》一書以独特的社会史研究视角，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深刻剖析了1768年的“叫魂”事件，反映了清代中期的社会乱象以及君主与官僚之间的矛盾。此书自面世以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然历来学者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对“叫魂”现象的阐释、谣言舆论的传播机制以及官僚制度的剖析这三个方面并卓有建树地提出了一些问题或加以补充，却对于满汉关系在“叫魂”事件中影响和意义关注较少，忽视满汉关系的失衡是导致“叫魂”事件备受皇帝关注并由此骤然扩大的主要原因。今试从根源和现实两个角度来对此问题进行探究。 一、根源：清廷“合法性”的忧虑 基于“可怕的种族感情始终会对构成新王朝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种族意象提出挑战”[1]这一判断，清政权入主中原后的合法性一直备受质疑，其统治被认为是妄窃华夏神器，必然会“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2]。这种“合法性”忧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法统忧虑。清廷高举为明朝“复君父仇”的大旗入主中原，然击败李自成后，这一理由仅仅在道义上占据优势而对于其谋求作为统一全国的政权的合法性则有所不足，尤其是在清初南明政权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刚刚定鼎燕京的清政权的合法性更是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其二，文化忧虑。孔飞力先生在书中提到了“江南问题”，认为“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清代统治者的这种对于江南的恐惧与不信任，其实质上是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的剧烈冲突[3]，同样反映了面对较为先进的文化落后文化群体的自卑感。 其三，统治忧虑。“清世制度，多沿明旧”[4]，然这种承袭很显然并不包括明朝的礼乐衣冠。“当朝中官员们征引已亡明朝的礼乐制度对满人发式提出讥讽反对时，多尔衮决议不愿意在有关满人风俗问题上被人耻笑”，表达出清廷在最初统治当中所面临的统治难题，即如何能够使汉人臣服以及如何去检验汉族官僚们对新政权的忠诚。 基于这样三方面的考量，清廷在入关之初以一系列政策来力图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叫魂》当中所提到“剃光前额是臣服的不可或缺的象征”就是其中之一，被看做是捍卫自身文化尊严的决心，同时也变成了衡量官员们对于新政权服务热衷到何种程度的一把尺子。此外还有两类政策需要我们关注：一是通过“尊儒”“祭孔”等方式来获得儒家“道统”对于其“治统”的认证，将自己置于中华历代王朝之序列以完成“继道统而新治统”这一历史使命，表现在一方面积极任用并支持信奉程朱理学的官僚群体来革新政治推动社会重建[3]，另一方面则以“尊师重道已至于无可加”方式来祭祀孔子，尊荣孔府以彰显自己对于儒家文化之尊奉与汉族王朝一般无二。二是不断地标榜自己的“正统性”。一方面延续了最初为明朝“复君父仇”的逻辑，认定“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5]，另一方面则更大力宣扬“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6]“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7]等观点，不断强化民众尤其士人阶层对于新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认识。 这种“合法性”的忧虑与对此问题的解决构成了清初满汉关系的主旋律即一种征服与尊重交替的平衡，如康熙皇帝一直极力标榜“满汉一体”，并基本做到了“满汉一视”[8]，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清朝历代帝王的统治所延续。然而这种“合法性”的忧虑并没有消失，并随着满汉关系的失衡而随时都可能被唤醒，重新成为统治者恐慌与危机感的根源。 二、现实：清中期满汉之间的失衡 到1768年“叫魂”事件爆发的时候清廷已经稳固统治了百余年，然而清初为解决“合法性”的忧虑所构建的满汉之间征服与尊重交替的平衡却出现了问题，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满人本身素质迅速蜕化。这一点最为突出的是“从他们的语言能力上颇为不详地表现出来”[1]。满语作为满族特有的文化语言，其本身也是清王朝维系统治的一个重要象征，但到了18世纪中叶不仅在满洲地区任职的官员只用汉文，“竟染汉人习气，有失满洲旧风”，即使那些使用满文的奏折也是“错中添错”[1]。因之皇帝将自己作为一个榜样，“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纠正某一翻译上的错误或直接用满语向某一侯任官员提问”。其原因乃是皇帝将满语的运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