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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是蜀地羌人的文献梳理 摘 要：秦的统一使古蜀文化消失，在古蜀之地不会有大禹是蜀人的先秦时期的文献资料。扬雄提出大禹是蜀地羌人的依据：一是中原学者早在此前就认为大禹是“西羌”人，“西羌”之地包括古蜀;二是虽然古蜀文献已经消失，但仍有一些信息证明大禹是蜀人。揚雄为写《方言》，用了27年的时间去收集资料和实际调查当时方言情况，没有文字又历史悠久的岷江上游羌人聚居地必定是他需要调查的区域。他在那里得知“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无论是史事还是传说，他将其写入《蜀王本纪》都值得肯定。在扬雄之后，不仅是蜀中学者，还有更多的中原学者认同大禹是蜀地羌人。 关键词：大禹;蜀地羌人;文献依据;学者认同 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留传至今的古代文献资料，以“大禹出于西羌”并将这“西羌”指向今四川西北部为较普遍的学术认同。当然也有反对之声。笔者近日读到新出版的《早期羌史研究》，其中就说：“主张大禹治水在蜀地或大禹即为羌人的当代汉族学者，也大多为川籍或长期生活在川地”;“大禹出于西羌”是“羌族对大禹的认同及对华夏文化的攀附心理才是大禹传说植根羌地的真正原因。”[1]这样的看法是值得认真辨析的。 一、“大禹是蜀人”的证据欠缺原因分析 不可否认，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还是考古发掘来看，关于“大禹是蜀地羌人”的证据都确实不“确凿”。但是，研究远古时期的人与事，证据不确凿不是常见的情况吗？ 司马迁所记载的殷商历史，曾经令许多人怀疑，然而，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出土与研究，证实了殷商的历史是可信的。 大禹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传说？夏朝是不是存在过？《禹贡》写于战国时期吗？这些曾经令历史学家困惑的问题，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题和2900年前的“遂公盨”的发现、研究，现在不是也基本上不再争论了吗！ 研究远古历史，历史文献所提供的材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是，在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上，文献资料遭遇过太多的不幸。例如： 《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即是说，早在夏代就已经有了图书典籍，夏代的图书典籍被商王室继承。那么，周王朝也必然继承了夏、商两代的图书典籍。可是，这批图书典籍到哪里去了呢？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原来，周景王于公元前520年去世后，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了权力争斗，庶长子王子朝在争斗中失败后，便携着带周室典籍，投奔了楚国。从此，本为周王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就神秘地失踪了，它们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而去，再也找不着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30天交官府烧毁，逾期不交，“黥为城旦”;还规定，有敢擅自谈论《诗》《书》者处死，有敢以古非今者灭族;严禁私学，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这些命令付诸实行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焚书，无数文化典籍化为乌有。以我国最古老的《尚书》而言，是汉文帝时，依靠年过90的故秦“博士”伏生靠脑中记忆记诵20余篇;汉景帝、武帝间，鲁恭王刘馀拆除孔子旧宅，于墙壁内发现以“科斗（蝌蚪）文”（古文字）抄写的《尚书》，参照伏生所传《尚书》，定其可识者，改写为隶书。这两部《尚书》篇章、文字出入很大，还仅是过去《尚书》之一部分。于是《尚书》文本真伪之争，延续了上千年，并没有一个结论。类似因内乱、战争导致典籍失踪，因统治者统一思想而有意焚书之事，在中国历史上不知发生了多少起。 有关大禹是蜀人的文献证据，就完全可能发生在类似的情况中。 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已经证明，在三四千年前的古蜀国，其文化科技的辉煌，决不亚于中原地区;但是，在流传至今的所有典籍上，我们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为什么？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秦对古蜀的征服和推行秦文化，灭掉了包括古蜀文字在内的古蜀文化。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了古蜀国。一并被征服的，还有巴国。秦征服古蜀是为了将蜀地作为统一全国的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为达此目的，秦国统治者采取多种措施将古蜀地加以改造。他们在推行郡县制、建立统治中心区的同时，向蜀地大量移民，强制推行秦文化。 在秦统治蜀地的110年间（前316—前206年），因为居民主体身份的改变、秦文化的强力推进，古蜀文化逐渐衰弱了;到秦统一六国，在全国统一文字时，巴蜀文字被废除，古蜀文化更是急剧衰亡;到西汉早、中期时，古蜀文化的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等等，都消逝了。 正是因为古蜀文化在消逝，而中原文化还暂时未能在蜀地取得独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