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法律诊所教育如何实现“本土化”.docxVIP

高校法律诊所教育如何实现“本土化” 法律诊所教育在我国引入近20年，各高校开展的形式呈现多样性，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未能真正实现“本土化”。主要问题表现在：部分高校接受诊所教育的学生范围有限，诊所教育流于形式;案源不多，存在脱离真实案件、真实诉讼和真实参与的异化情况等。虽然为解决这些问题，部分高校尝试与当地司法部门、律所、社团、街道办事处等合作创办法律援助工作站，扎根于城市街道社区，为基层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等，但对于法律意识十分淡薄的广大农村地区，法律诊所提供的服务则几乎为盲区。 基于此，借鉴印度和泰国等类似国家的法律诊所教育“本土化”实践经验，无疑对破解我国法律诊所案源有限、学生受益面过小等诸多问题，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并利用法律武器进行正当维权，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并最终实现“本土化”，显得尤为必要。 印度JGLS深入农村推广法律诊所的实践 印度学者弗兰克·S·布洛克把法律诊所教育简称为“通过实践学习”。在印度，越来越多的穷人获得法律援助并推动了法律诊所教育的发展;同时对社会正义的迫切要求往往也为通过法律诊所教育进行法学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动力。印度意识到在法学院建立法律诊所有利于帮助学生获得律师技能，使他们在就业市场更具竞争力。以服务于农村村民，实现“本土化”比较成功的印度金道尔全球大学法学院（JGLS）为例。该校成立于20XX年，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约20公里，占地面积为60公顷，周围富有艺术感的现代化校园建筑、修剪整齐的草坪、围着铁丝的高栅栏将校园与周围的村落及社区区别开来。然而，JGLS通过开设法律诊所，打破了“诊所学员”与“诊所受众”之间的藩篱，并与当地村民之间从陌生走向合作。 JGLS法律诊所教育活动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以金道尔大学为依托的法律诊所与总部位于德里和哈里亚纳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协作的方式深入乡村进行法律推广工作。这种合作模式能够确保JGLS的学生走进农村进行法律扫盲，构建“村民—学生”信赖关系，并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可进行法律咨询的去处。法律诊所教育的核心在于各村每周召开的村民大会（位于印度哈里亚纳邦）。这些会议被称为村民民主会议，村民先在会议上商讨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然后制定合适的方法和行动。在整个过程中，村民从JGLS的学生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处学习维权的方法和途径。这些权利包括申领配给卡和养老基金、改善学校环境、举报腐败，敦促政府落实包括供水供电不足、环境卫生、健康、教育、食物和道路事項等具体工作。 其次，JGLS法律诊所推出村民培训计划，帮助法学院周边的地区村民，尤其是对女性群体的援助，打破社会对于妇女歧视的藩篱。该培训是由阿杰·潘迪（Ajay Pandey）教授在20XX年所设计，哈里亚纳邦有三四十名村民参与此计划并从中获益，这些最初参与者现在多已成为本村的村长。在一些村子，村民会议由本村精通法律的村民主持进行;在其他的村子，村民会议是由JGLS的学生、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和村民共同主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通过法律诊所的这些经历，JGLS学生既学习到了律师职业技能，也通过与村民的合作从单一的法律层面延伸至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层面，实现了全面的互助。 泰国皇太后大学引入法律诊所教育的实践 长期以来，在泰国法律诊所教育被公认为是培养学生服务客户的一种关键教学法。与印度相似，一个总部设在清迈的名为“连接东南亚跨境法律教育公众计划”的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跨境法律教育公众组织）在泰国高校引入法律诊所教育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该组织的使命是帮助在东南亚地区建立法律诊所教育制度，加强法治，并最终使处于社会边缘的公民能够享受公平。该组织制定并完善了教学手册，为法律诊所教育者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课程计划。这些教案提供了一个课程发展范本，即优先进行互动式的教学技巧和鼓励法学院建立法律诊所。同时，定期为法学教职员举办关于法律诊所教学方法的培训班。其工作人员还开展社区教育研讨会，培训法律诊所教育研究员，并提供实习期来帮助支持法律诊所教育发展和其他公益性服务。 泰国皇太后大学作为东南亚跨境公众组织建立某种类型的诊所项目，帮助法学教职员加深对诊所方法的理解和支持诊所教育活动的发展，并开发（有关）诊所和社会正义的课程提供援助的教育组织。其坐落于泰国清莱市北部附近，邻近被称为“金三角”的地区，那里是缅甸、老挝和泰国的交界处。这所大学地理位置偏僻，校园占地20XX英亩，容纳7000余名学生。学校的所有课程，法律，护理除外，均以英语授课。与印度JGLS相比，由于皇太后大学的地理位置靠近重要的边境口岸，该地区的快速发展需要学校提供为解决跨境贸易和投资以及其他问题的法律服务，因此其服务对象主要不是农村村民。为此，跨境法律教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