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人大论坛)-讲义.pptVIP

这就造成另一方面底层嫉妒怨恨。从改革初期的嫉妒成风（“红眼病”）到目前重重郁积的怨恨，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情感基调演变。嫉妒尽管也具有破坏性，但它作为竞争的动力，曾经发挥了特有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显明化和向上流动机会受到钳制，加之社会性伤害的存在，怨恨成为主导性的情绪氛围，“官二代”、“富二代”、“砖家”、“叫兽”等网络语言形成并向现实社会传播，就是底层怨恨的写照。怨恨除了会产生强大的社会破坏力外，是没有什么积极作用的。[羡慕嫉妒恨] 四、中国社会矛盾的形式与结构 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风险管理的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则是化解社会矛盾。根据社会矛盾的表现强度和数量规模，可以从各种特定的社会矛盾中归纳出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形式与结构。 （1）形式之一：暴力群体性事件 最为极端的是带有暴力行为的群体性事件，也被称为“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可因具体的利益冲突迁延日久而越拖越大，也可因偶然的官民纠纷而瞬间爆发，容易失控。冲突的一方包括了大量的“围观者”，他们既可以是路见不平的市民，也可以是县域中的“游民”；另一方则是政府或其代理机构。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有的开始有具体的利益冲突，但一旦达到一定的群体规模，便可能形成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自觉的个性消失，形成一种集体心理”，容易诱发集体暴力；有的一开始就没有具体的利益冲突，参与者有意发泄对政府或其代理机构的不满，围观者也迅速地分化、站队，形成集体对集体的冲突，由齐美尔所说的“作为手段的冲突”转向“作为目的的冲突”，也因此被称为“社会泄愤事件”。 （2）形式之二：具体利益冲突 在已经发生的暴力群体性事件中，大部分是由具体利益冲突迁延日久拖大的。具体利益冲突通常由特定的政策所引发，如征地拆迁、转业安置、身份待遇、环境与资源分配等，包括实质性的抗争行动，如上访、堵路、散步等。冲突的一方是因政策而利益受损者，是严格意义上的群体，共享特定的目标和期望，另一方则通常是政策的制定者。这种冲突通常是有节制的、可控的，有些可以称之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behavior）”，如正常的上访（即不是所谓的“越级上访”或“进京上访”），是现行制度可以允许的合法抗争，与查尔斯·蒂利提到的西欧17和18世纪的反应性抗议类似；如果人数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也可称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维权事件）。 （3）形式之三：集体性敌视 少量的暴力群体性事件则是集体性敌视的集中宣泄，而这种集体性敌视主要由参与者的身份区隔所致。这种身份区隔在客观上源于财产、职业、住房制度所形成的“社会闭锁”，进而形成主观上的阶层归属，或是群体的文化疏离与敌视。按照文化冲突理论的观点，这实质上是在社会流动不畅的情况下对主流文化的疏离和敌视，是一种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立。 （4）形式之四：普遍的社会不满 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中国社会矛盾主要源于社会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所致的普遍的社会不满。这是变革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观察发现，“这种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却到处滋生着一种不安定的情绪”。戴维斯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发展型相对剥夺感”。贝克也承认，中国社会用三十年完成了西方二三百年间走过的道路，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因此而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的社会矛盾。 一、社会管理的突破口和重点领域 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管理包括：① 对“社”的管理，即社区管理；② 对“会”的管理，即民间组织管理；③ 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其中的民政系统多年来在这几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似乎并非主要指加强和创新这几项工作。 学界则普遍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加强社会建设，优化社会结构，发展社会组织，理顺社会关系，重建社会信任，最终形成与政府、市场既相协调、又相制衡的“公民社会” 此乃学术性观点，操作性并不强 其实，我们只要认真考察：① 中国社会的发展正经历哪些新的变迁？② 受变迁所驱动，民众有哪些新的需求？③ 面对新的需求，多年社会管理中既有的做法、经验和模式面临了怎样的挑战，其中有哪些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因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然后寻求这三者的交集，就很容易找到答案。 以上三个问题的交集有以下四个，这些就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突破口和重点领域： 风险社会-安全需求-应急、减灾、维稳亟待创新升级； 开放社会-融入需求-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亟待改革； 多元社会-公平需求-整齐划一要求和（一视同仁）利益倾斜政策亟待更新； 虚拟社会-表达需求-网络管理的思路和方法亟待创新。 可见，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