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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书装艺术 艺术家、作家、学者的才情可以任意挥洒，迸发出惊人的创造能量。 一 现在看，鲁迅时代应当算作一个“大时代”，出版业的兴盛就是一个证明。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千年的封闭突然被打破，外国东西潮水般涌进。政权稳定在于反复对决，经济建设需要时日，而精神变革却似乎很容易见到成效，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于是在上海、北京几乎一夜间出现了数不清的出版社和杂志。大概因为政权不稳，也由于思想混乱，为个人精神留出的空间就多一些，艺术家、作家、学者的才情可以任意挥洒，迸发出惊人的创造能量。短短一二十年间，中国的创作和出版已经迫近世界潮头，各种流派、风格花样翻新，某些方而，比如漫画，据称达到当时世界顶尖水平。 中国现代书装艺术就是这样附丽于出版业的繁盛而繁盛起来。鲁迅在这方面用心颇多。他在当时的作家里是一个独特的人物，除了数一数二的文学地位外，他懂美术，而且涉猎甚广，古今中外、传统现代，都喜欢。他小时候就迷恋《山海经》一类带画的书，一生收集古碑拓达六千多枚，买了大量画片和画册，还开办美术展览；他做出版，主持过多家出版社和刊物，对出版的兴趣不下于写作。他在五十岁后，似乎更倾心出版美术书籍，有多种计划未及完成便去世了。因为美术和出版这两个爱好，1909年在日本自费出版他和周作人编辑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时，就自己设计封面：上方选用一幅外国插图，书名请陈师曾（陈衡恪，画家，陈寅恪之兄）书写。 鲁迅真正的书籍设计活动开始于1923年。那年北京新潮社出版了他的小说集《呐喊》、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及译作《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的童话），封面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其中《桃色的云》使用汉代石刻图案装帧。此后，随着出版活动的展开，他所设计的书刊越来越多，同时也请其他艺术家设计封面或画封面画。其中他最器重的是陶元庆。 陶元庆是鲁迅的绍兴同乡，小鲁迅十二岁，字璇卿。他在上海时报馆做美术工作时，有机会看到名家收藏的古代名画及日本、印度等国的图案复制品，深受影响。后在师范专科学校随丰子恺、陈抱一学油画，在中国画、东方图案、西洋画上皆有所成。他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1924年冬，由作家许钦文介绍认识鲁迅后，两人颇多往来。他受鲁迅所托，为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鲁迅译，1924年）画封面画，从此走上书籍设计之路，成为二十年代的代表人物。1925年3月，鲁迅帮他在北京举办画展，并为展览会目录作序。1927年12月，其作品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美术馆再次展出，鲁迅亲往观看，又写了《当陶元庆君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称赞“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 陶元庆先后为鲁迅多种著译作封面画。《苦闷的象征》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裸女，正在用舌舔舐戟的利刃。整个画面是抽象的、图案化的。既有内容的残酷，也有形式的美丽，与书的内容有一种含蓄的关系。鲁迅很满意，认为“使这书披上了凄艳的新装”。这是灵感之作，似乎只宜意会，难以解说———这正是陶氏书装艺术的特点。有意思的是，鲁迅起初对设计的要求是：“璇卿兄如作书面，不妨毫不切题，自行挥洒也。”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1926年）出版时，在扉页摘引了《离骚》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陶元庆画的封面是三个坐在长椅上的人物，两个向前看，一个看向天空。一轮放光的太阳照耀着他们。橘红色的底，深蓝色的图，强烈的对比，却有一种时光静止感。仍是图案，仍是抽象，难以解说，又似有多种解说的可能（比如“上下而求索”）。鲁迅说“看了使人感动”。这似乎是作者和设计者的心灵默契。第一本杂文集《坟》（1927年）出版时，鲁迅对设计的要求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但陶元庆画的封面还是有坟、树、台的图案，在一片似乎是黄土的底色上，有一种凄美的静寂。颜色微妙、雅致，灰而亮，似可看出西欧印象派绘画的影响。 大约在1927年4月，鲁迅就开始筹划《旧事重提》的插画的事情了。这是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后改名《朝花夕拾》（1928年），是他自己所珍爱的。由于未找到合适的设计者，内文已经准备付印，封面还没着落。这年10月商定请孙福熙画封面，鲁迅遂嘱咐出版者在预先发印的内文第一页的背后印上“孙福熙作书面”字样。不知为何，1928年1月，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说，《朝花夕拾》的封面不再请人，选一张陈师曾画的信笺作图，自己写个书名罢了。3月14日，鲁迅通知李霁野，已请陶元庆画封面。半月后画成，“但系三色，怕北京印不好，便托他去印”。如此拖宕，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编成到出版用了一年半时间。由此可看出鲁迅对书籍设计的重视。 《朝花夕拾》的封面黑、赭、黄加上白地共四色，素淡、怀旧；一位仕女披着袍，似乎是刚睡醒就来到园里；花、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