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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解为轴的纠纷解决机制 摘 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如果以是否借助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来审理案件的标准来划分，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方式。但通过实证调查和历史考证，笔者发现，在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中，无论诉与非诉都具有调解性质这一共同特征。本文拟从调解的功能定位入手，通过考察我国的历史，以及对现行纠纷解决机构的运行实态来揭示调解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轴心作用，最后对调解的价值进行反思，以期对未来的制度走向提供一条思路。 关键词：调解;审判;调解正义  一、 调解的功能定位 纠纷无时无处不在，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诉讼案件常常就是纠纷本身；纠纷当事者之间存在某种冲突，处于中立位置的第三方应一方当事者的要求就此冲突作出某种权威性判断，这就是审判。 但审判的定纷止争功能是严格限制在诸如时间、空间等一系列法定条件之下的，即使是可以适用诉讼解决的纠纷，也可以在诉讼外得到解决。仅仅从数量来考察，通过当事人协调和解、第三方调解以及通过诸如仲裁等“准司法机关”而达到纠纷解决目的的，远远多于通过审判解决的纠纷；反过来看，通过审判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因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受到种种制约，尤其是在诉讼传统并不深厚的社会中，除非是矛盾对立已经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否则是不会采用诉诸司法这样的最后手段的。 审判本身存在着耗资耗时和一刀两断式判决的功能局限，一旦作出判决，无论当事者意愿如何都要加以实行。调解与判决具有强制力和拘束力不同，调解赋予当事人拒绝的权利；与审判相比，适用调解就可以不必将大把的时间金钱花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和法律法规的解释辩论上，当事人能够迅速切入争议问题的核心，寻求纠纷的合理解决方案。此外，相比较审判必须严格遵照法律的内容与程序规范，调解中达成共识是以当事人关于是否有利、有理的个人评价标准为基础，这样的纠纷解决结果能够更贴切地反映当事者所处的实际情况。因此，不管是从纠纷的解决成本还是纠纷的解决内容来看，调解都具有审判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二、对调解的历史考察 一种制度的形成,并非朝夕可就,而须经长久的历史积淀与发展变革。调解在中国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成为现今调解制度设计的发源和基础。 （一）中国古代的调解 无讼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这种思想传统也必然使调解成为古代中国最普遍最易被接受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无讼思想在中国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源取决于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社会价值取向无不深受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济基础的影响。除了经济层面的决定性影响，历代专制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推崇无讼、贱讼，在司法制度的设计上限制民众的诉权；即使诉至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也通常采取调停息讼的手段来平抑矛盾；在普通民众的价值衡量中，黑暗的吏治和专制的司法也使调解成为当事人趋利避害的必然行为选择。［1］ 在具体的司法审判中，调解发挥着传统文化与司法实践衔接融合的作用。古代中国法律的传统是法律与道德相融合，即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与这种法律传统相呼应，古代官衙的审判便成为一种教谕式的调解，官员的审判则是以父母官自居，在审理的过程中实施说服教育，在法律适用环节则是引经据典进行裁判，在审判实践中完善对儒家文化的诠释。最典型的比如汉代的“春秋决狱”，就是以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进行审判。因此，无论是审判还是调解，其评价标准并无差别，其法律适用也都囿于统治阶级推崇的儒家经典。古代官员对法律的适用、对个案的处理是“其结果，司法判决便常常摇摆于‘经’与‘权’之间：几乎在所有的案件里面，法官都要根据具体的事实情态作某种特殊安排，以便使天理、法意和人情彼此调合。”［2］ （二）民国时期的调解 民国时期引入了以判决和强制执行为核心的民事诉讼制度，但是这种诉讼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力受到战争和内乱的制约。审判上的和解和调解制度，与乡村纠纷解决以及治安制度并存，构成纠纷解决的基本制度框架。 民国政府1935年颁布了《民事诉讼法施行法》，其第40条规定：在独任法官进行的简易程序中，采用法院调解前置主义；第380条规定：在和解成立之场合，它与确定之判决具有同等效力。［3］民国法院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对当事人进行调解和解。和解成立后，就应制作“和解笔录”，和解笔录与判决具有同等效力。 保甲制度作为民国的基层治安制度，其在乡村治理中实质扮演着纠纷处理的角色。从相关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村落内的纠纷处理，庄长、保长和甲长均有成为纠纷调解人的资格，同时也有由特别有声望的乡绅来处理的情况。而这样的调解却往往带着威权与逼迫，当事人如果不遵从他们的决定，就会被开除出村民的行列。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