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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商业的平衡 摘要：成立于1584年的剑桥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剑桥社）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学术和教育出版社之一。在四百多年的历史中，剑桥社坚持以传播知识、发展教育、推动学术为目标。同时作为一家需要资本运营的企业，秉承着崇高理想的剑桥社也要接受商业世界的炼造。发展至今，剑桥社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历经多次危机和改革，剑桥社在反复试错中探寻着理想的经营管理模式，维持着学术与商业的平衡，其成功模式也能为中国的学术、教育及大学出版社提供启示。 关键词：剑桥大学出版社； 学术出版； 改革； 商业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1.010 剑桥大学于1534年获得皇家特许（The Letters Patent of 1534），有权任命图书印刷及出版人员，可自主组织图书的印刷出版及经营活动。这张特许状是剑桥大学印刷和出版事业得以创立和发展的根基。1583年，剑桥大学行使特许中的“印刷”授权，任命Thomas Thomas为大学印刷商。1584年，第一本剑桥大学官方印刷并公开发行的图书《论主的圣晚餐》（Two Treatises of the Lord His Holie Supper）问世，标志剑桥社的正式成立，也标志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出版社的诞生。 不论是1534年的皇家特许状还是1981年剑桥大学专门为剑桥社出台的J法令，都明确提出剑桥社的根本目标是“获取、发展、保护和传播知识； 推进教育、宗教、学术和研究的进步”。四百多年来，剑桥社始终坚守这一宗旨，为人类知识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20XX年剑桥社年出版新书2 376本，相当于美国产量前十的大学出版社年出书量之和。 同时，从商业资本的角度来看，剑桥社也十分成功。剑桥社和牛津社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不但不需要从母校获取补助、还能为母校贡献资金的大学出版社，两社的规模和营收级别远远领先于其他所有大学出版社。20XX年，剑桥社净资产达到1.36亿英镑，销售码洋1.2亿英镑，向大学转让220万英镑。与此对应的是美国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同一时期总码洋不到4 000万英鎊1。 剑桥社之所以能够在传播知识、推进学术、造福公益的同时，又取得商业成功，与其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经营管理模式息息相关。剑桥社四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发展史。剑桥社通过不断实践、试错、改良来调配学术和商业的比例，摸索顺时适宜的经营管理模式，保持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 一、激进的1696改革：从特许印刷商模式到公共出版社模式 自1584年成立到17世纪末的一百多年，是剑桥社的童年期。该阶段剑桥社由大学特许印刷商经营，性质为其私人所有； 同时，由于受到伦敦书商的持续干扰，剑桥社成长缓慢，学术出版受阻。直到1696年剑桥社发起“公共出版社”改革，才终结了私营模式带来的危机。 伦敦书商早于剑桥书商存在，曾是大学非常依赖的图书供给来源。由于忌惮大学新获得的特权会威胁自身利益，伦敦书商联合起来利用经济和市场优势压制剑桥的图书贸易。尤其当他们得到皇家许可，成立书商公司后，部分伦敦书商垄断了圣经等畅销书的专营权，其势力更是独霸一方。 同样有权“印刷、售卖任何书籍”的剑桥社常因出版了被伦敦书商垄断专营权的图书而被告上法庭。尽管从法律角度而言，剑桥大学的特许状比书商的专营权更占优势，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伦敦是全国的图书销售中心，大学需要依赖这个市场，所以即使官司打赢了，大学仍然处在劣势。正是在这个纷扰的过程中，剑桥社克服了各种政治和商业困难，渐渐培育和磨砺了自己作为大学出版社的志气，形成了不同于商业出版社的责任感和高品质的出版特色。 当然，始终陷在官司中，出版社无法发展，为了争取一点安宁，剑桥社时常要对伦敦书商做出妥协，不涉足伦敦书商垄断的畅销书印刷，或只印刷限定数量并获得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然而这样的妥协，结合出版社的私营性质，渐渐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此时剑桥社是由大学任命的“大学印刷商”以大学名义经营的私人出版社。虽然大学印刷商要服从大学的管理，满足大学的图书要求，但出版社是其私人所有，大学并不拥有厂房、店铺或任何印刷设备，这就意味着出版社的经营可能是受利益驱动的，进而可能被伦敦书商控制。例如1669-1705年任职的John Hays为谋取私利，收受伦敦书商钱财，沦为伦敦书商的代理人，为其掌控大学出版社。即使没有Hays这样逾规越矩的行为，更多情况下，私营者为追求利润，更倾向于放弃高风险低利润的学术出版，而选择与伦敦书商达成协议，租赁专营权或为其印刷圣经、年历等畅销书，轻松拿钱，使出版社沦为伦敦书商的印刷厂和仓库。 正是基于对这种状态的不满，1696年，剑桥大学校长R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