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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文化转向”观概论 摘要：多元系统论的出现使得翻译学得到充分的扩展，在90年代形成翻译学的文化转向。本文评述了翻译学文化转向产生的原因，以及国内外学者对此转向的不同看法。 关键词：翻译；文化转向 一 翻译中‘文化转向’产生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一度主导西方翻译理论界的语言学研究学派陷入了困境。虽然厄嗯斯特-奥古斯特的语用学翻译理论以及巴兹尔·哈蒂姆和伊恩·梅森的篇章语言学翻译理论拓展了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空间，然而，“语言学派内部的这种自我调节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其困境，因为语言学派的核心概念、研究范式以及对翻译的定性和它对翻译理论的学科定位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1]。语言学派的“对等”概念遭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霍姆斯认为：“‘对等’就像‘我完全对等’，是要求过甚的，无论需要沟通的语言和文化之间有时候看起来多么的相似，它们在结构上都是差距很大的、完全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实现真实的对等”[2]。吕俊指出：“其（奈达）对语言的规律性给予了过分的强调，在克服主观性的同时又导致了把语言等同于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的倾向，从而抽出了主体性，突出了一种‘工具理性’，以科学主义的思想统治了翻译活动，把翻译活动变成了一种纯语言的操作，忽视了其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一面”[3]。 二 文化转向的意义 文化对翻译的重要意义许多学者都在其论文中提出过。“译者永远与文化脱不了干系，永远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脱离文化研究的翻译理论研究不可能是全面可靠的翻译理论研究”[4]。谢天振指出，“粗略而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许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施莱尔马赫和洪堡对翻译语言本质的论述”[5]。20世纪70 年代，以色列学者佐哈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多元系统论，该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而把翻译和社会、 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3]。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论，在80 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的论文和专著，并于1990 年在其与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论。 西蒙认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 [6]。我国内地和香港的研究学者极力推崇当代西方译学文化转向所形成的研究模式，并称之为“文化整合范式”[7]。还有众多研究者对其进行了积极意义上的评价。“翻译学文化转向论无疑给近年的翻译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可以想象， 没有文化转向论的兴起， 翻译学很有可能还在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的框架下徘徊， 翻译学的研究成果也将寥寥无几， 缺乏新意”[8]。“文化转向借用当代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考察、剖析和新的描述，不断用个案研究来验证他们的理论，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的思考，它更注重翻译与译文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更关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行为对译文社会中的巨大影响与作用”[9]。谢天振指出，到了90年代，国外翻译研究中代表文化转向的译论不断介绍进来后，国内译学界首先感到的是他们信奉了几千年的译学理念--“忠实”的翻译观，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有人因此惊呼：“近十年来，随着解构主义等西方翻译理论的传入，翻译的忠实观在我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其地位已岌岌可危。”并提出质问：“翻译还要不要讲求忠实？”[10]。谢天振认为“这些反应实际上都是源于对文化学派译学理论的误解，同时也是对形成传统译学理论的历史根源缺乏足够的认识。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却在”归化“和”异化“的背后看出了此前被忽视的文化问题”[5]。 除了对翻译中的“文化转向”的肯定外，还有一些争执。“争论之一，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将遮蔽翻译的本体研究，导致学科界限模糊，碍于翻译学科研究范式的建立。翻译学即是翻译学，文化学即是文化学， 两者的共同点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同一门学科”[8]。“文化学派没有客观、全面描述翻译的本质。其研究趋向引发了翻译研究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淡化了翻译学建构的本体论范畴， 没有找到和明确确立普遍的翻译原理， 当然也无法描写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中的各种现象”[9]。“我们并不否认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翻译会带来新的视野和成果，但若翻译过分向文化转向，会使刚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樊篱中逃逸出来的翻译学又一头扎进文化学的牢笼。其次， 近年来，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 越来越多地将翻译和权利、意识形态、操控、霸权、女权和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使得翻译过多地贴上了政治标签， 这同样也削弱了对翻译的本体研究”[8]。 三 如何对待翻译中文化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