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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视角下的转型中国 内容提要对合法性内涵的界定是将其用以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提。合法性的内涵可以从社会公众、政治权威以及政治系统三个维度来把握。经济绩效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作为维系中国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性挑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化，经济绩效的困局和意识形态的弱化对中国社会的合法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对此，制度构建已经成为走出合法性双重困境的现实选择。而民主和法治应当成为这种制度构建的核心所在。 关 键 词合法性转型经济绩效意识形态制度 作者陈遂彦，河南中州大学副研究员。（郑州：４５００００）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合法性是伴随政治社会的诞生而诞生的，有着漫长的历史。不同时代的学者立足于各自的历史时代和知识背景，从不同的角度对合法性的内涵予以界定。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内涵最为普遍的认识是将其“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１］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分析合法性是必要的，也是最为本质的，但在另一方面，合法性也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即政治权威“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作的种种论证，或者，简要些说就是证明统治的正当性”［２］。从政治权威的角度来认识合法性，不仅增进了我们对合法性丰富内涵的理解，而且确立了社会公众和政治权威在合法性内涵中的互动关系，为我们对合法性的探讨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而当西方的政治学者对二战后的民主化浪潮，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进行分析时，合法性就被用以对特定的政治系统的属性作出整体性的评价：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有无直接决定了其政治发展的路径和走向。［３］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政治学从社会公众、政治权威和政治系统三个维度对合法性内涵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对合法性的密切关注。这种关注并不仅仅源于它作为一个政治权威得以巩固、政治秩序得以维系、政治系统得以延续的基础地位，更是因为合法性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分析价值的理论工具，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分析和解释政治现象，并预测和瞻望政治社会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变革，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上是一个同步过程。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转型社会构成了分析中国社会合法性问题的基本语境。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过程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４］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同其他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变革的同时，也给中国社会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李普塞特曾经正确地诠释了这一问题：“合法性危机发生于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５］在这一问题上，亨廷顿也有过类似的阐述，“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与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多种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６］ 转型中国的回应：经济绩效与意识形态 中国的社会转型对合法性的影响或者冲击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影响和冲击，无疑需要政治系统作出积极的回应，以便维护自身的合法性，使得政治权威不受削弱以及增强和巩固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威和政治系统的认同、服从和忠诚。这种回应主要是从经济绩效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展开的。 １９４９年成立的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摆脱这种贫穷落后的状况，是其能否并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的根本所在。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政策、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以及稍后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相继出台及颁布实施，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判断和所处的国际背景的分析，倚重经济绩效从而提高社会公众对自己执政权威的认同，以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形象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主要选择方向。虽然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出现了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为代表的错误发展策略，使得整个国民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１９７８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又重新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推进更是致力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维护现行制度的稳定以及保证在国际大气候中站稳脚跟。［７］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以及建国初期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以无可置疑的事实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