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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群体的自发、自信与自觉 [摘 要]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群体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农民也不断地由同质性群体转变为差异性群体，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他们探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勇敢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为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的人、财、土地支撑，维护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并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导致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难以获得公平对待。解决农民问题，提高农民地位，要通过城市化让部分农民合理转移出去，积极改造农民群体的局限性，提高农民社会经济地位，让农民自主参与农村各项建设，彰显农民主体意识与地位，唤起农民的自信自觉，让农民农业成为受人尊敬的身份和令人向往的职业。 [关键词] 农民群体；阶层分化；农业社会；城镇化；自发；自信；自觉 [中图分类号]D422 [KG5mm][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8）06-0097-10 [收稿日期]2018-09-03 [基金项目] 湖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省新型智库竞争性项目）“新时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问题研究”（HBSK2018ZDJZ003）。 [作者简介] 李梦竹（1989-），女，湖北宜都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是我国历史悠久且数量庞大的重要的群体之一 [1]。围绕农民学者们进行了诸多研究，整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将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分析他们的行为与动机，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弱势小农”[2]、恰亚诺夫的“生存小农”[3]、舒尔茨（ Schultz） 和波普金（ Popkin）的“理性小农”[4-5]、黄宗智的“效用小农”[6]、徐勇与邓大才的“社会化小农”[7-8]；二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探讨农民的阶层分化、价值观、生计策略、风俗习惯等[9-14]；三是将农民群体进行细分，以其中的小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如农民工、失地农民等，研究他们的留城意愿与城市融入状况[15-17]。 现有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为本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发。但整体来看，现有研究视角还比较微观，多是对农民的行为或意愿进行单项研究和深入探讨，且主要是静态角度的分析。事实上，农民在我国不仅是一份职业——从事农业生产，更是在国家户籍政策下生发的一个概念——农村居民。基于此，本文将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节点，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对这一群体进行分析，通过梳理他们在国家政策下的流变历程，总结其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所作的重要贡献，并提出改善农民身份地位的若干建议，希望通过全面的分析，转变社会大众对农民的刻板印象，理性地认知农民的局限性及其为国家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使农民获得公正的评价和更好的发展。 一、农民演变历程：自发的农民 传统意义上，我们指的农民主要是从阶级角度探讨的，即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对象。直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家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才摆脱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草根地位，并在政治上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阶级地位显著提升，成了国家的主人。 但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为标志，农民被框上了一套新的身份制度——农业户籍。户籍制度构造了城乡泾渭分明、规则清晰的二元对立关系，形塑了农民与市民两种截然不同、相互隔离的群体身份。正如周作翰所说，造成解放后中国农民不平等地位的渊源，滥觞于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既是中国农民丧失迁徙自由权的标志，也是中国农民平等权利失落的起点[18]。为了配合户籍制度，相应的就业制度、统购统销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等城乡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体制也因此确立，人为地造成了城市和农村巨大的鸿沟与分野。如农业人口只能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工资待遇低下；除上学、参军等极为有限的机会外，难以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缺乏社会流动机会；也不能享受诸如公费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分配、粮油补贴等社会福利；在政治上被视为落后的，没有给予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参政议政权利；这一身份是世袭的，农民的后代只能当农民。农民被固定在人民公社内部，是共同从事生产劳动的“社员”，这抑制了农民内部的分化，也难以对城乡分野的体系造成冲击。 直到1978年，农村自发地探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起了改革大幕。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大包干体制下，国家对农民的管控有所松动，农民在资源配置上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拥有了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职业的选择权，从依附集体的“社员”转变成为了能够彰显主体性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