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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学与史学角度佐证柴窑出河南郑州 五代后周历任三代皇帝（1951～1960），历时10年。一代郭威，柴荣的姑父、义父。郭威无后，死后由柴荣即位。 周世宗人称“范本级帝王”。柴荣对所用官瓷的要求非常苛刻，选择优质青瓷做贡瓷。颜色为“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民间也有不少研究者拿宋代欧阳修《归田集》记载的“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来加以佐证。其实史书查证为清康熙年间的高士奇所著。高士奇《归田集》（十四卷）第一卷《汝窑画瓢条》所记，收录《四库未收书缉》之九缉16册，北京出版社，，书中出现此句，而非宋欧阳修。足见柴荣帝对宫廷用瓷色釉的选择是十分考究的。宫廷用瓷一定是定格在“雨过天晴云破处”的天青色。为此，本人观察了多次“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天青色，分别抓拍了春、夏、秋、冬雨后云破处所显现的青色，各不相同，但十分美丽。 通过所见颜色对比越窑瓷器颜色，本人认为，在没有柴窑出土瓷片和史书明确记载的情况下，西安专家学者及柴窑爱好者把五代耀州窑定位柴窑的论证也不确切。西安方面的古陶瓷学者用自己收藏的疑似柴瓷，后引用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有关柴窑的章节。近年来出土的五代耀州窑精品，无论是残片还是整器都让柴窑的面目更加清晰，让其历史终于趋向真实。 西安学者带着疑似柴窑标本拜访耿宝昌先生，得到的结果是与史料记载的柴窑瓷器最贴合。耿老鼓励道：“揭秘柴窑不但震惊中国，而且震惊世界。他只是在做一件伟大而有意义的事情。他们还着重考证了《格古要论》“柴窑出北地”“北地郡”的出处与区别。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和论述都值得商榷。 一、我认为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是权威，西安方面提供的瓷片及五代耀州窑精品只能疑似柴窑。马未都先生并没有确切说是柴窑瓷器，意味着还要作进一步的考证，不确定的因素仍给人留有很大的思考空间。 二、我认为耿宝昌是鉴定大师，用词“最贴合”，意思是耀州窑瓷器与史料记载的柴窑瓷器接近、类似、相似，但绝不意味着可以画等号。从言语的角度看，耿老给我们研究柴瓷学也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这就是大师级人物的语言艺术。 三、著名鉴定家李彦君先生认为“雨过天青”来自五代后周柴荣的柴窑，最早的“雨过天青”是指五代耀州窑所烧天青色瓷器，后来的“汝学柴周武”汝窑色更稳定。个人认为李彦君先生既看重五代耀州窑，又看重河南汝窑。语言的转换性太大，其折中的说法也体现了柴窑和窑址的不确定性。 综上论述，根据《格古要论》记载关于五代柴窑窑址问题，谈一点个人观点。 首先，我们要认可明曹昭《格古要论》的权威性。根据史料所载，明代早期的曹昭出生在收藏世家，对明代以前的家珍及世间留传珍宝有较深的研究和认识，积累了丰富的鉴定经验，著书《格古要论》后经多人修正补遗至永乐天顺年间。永乐十九年近上官至刑部主事的王佐对《格古要论》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编辑成书《新增格古要论》。经考证，同名为王佐的宫廷仕人有近十人，历经明朝各个时期。但亦有明史记载，永乐二年进士《王植传》中对刑部主事王佐所论证，由此可证实，永乐年间王佐是《新增格古要论》的修订者。 王植与王佐同朝为官，《格古要论》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王佐在整编该书时重点提到“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而“郑州”在隋唐时期已使用此名，言语简练确切并需要更多的描述。据考，现今的耀州在明代叫“辉州”。曹昭、王佐生活在那个时代，如果“柴窑当真出北地耀州”，一定会在《新增格古要论》中写成“柴窑出北地辉州”，而不是“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以《格古要论》中“古窑器论”章节的详细介绍为证，书中所述的汝窑、官窑……所述窑址地址，与当今发现的窑址位置一致，由此可见该《格古要论》的含金量和权威度。所以永乐年间王佐等人根据曹昭原著进行系统新增补遗时，对柴窑论述此章仍依据原文述之，尽量不作修改，对柴窑窑址的存在位置做了充分的肯定。 说完“柴窑窑址出河南郑州”，我们再来论述一下“北地郡”。北地郡辖耀州的时间在三国北魏（公元220～265年），“北地郡”的称谓仅用了45年。其余1000多年都不属北地郡管辖，史料记载北地郡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该地名的变更时间与明代《格古要论》成书时间相隔近800年，曹昭不可能引用已废止的称谓。常规性用词是让同年代和后人看的，不是让同年代的人去研究和论证的。所以北地和北地郡是文字上有雷同部分，而意义上毫无关联，作为一名研究者决不能张冠李戴，将不成规的言词硬套在一起。 不可否认，西安方面对于柴窑的研究和文化推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西安方面多次召开柴窑研讨会，走访著名学者、专家，发表多篇论文专著，做过多次新闻报道，皆以耀州窑为基准力推该窑为柴窑。但在每一篇文章和每次新闻发布中都忽略一个问题，即与明曹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