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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独秀，原名乾生，字仲甫，族谱名陈庆同。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所用的笔名。 陈独秀在世的半个多世纪，正是国内外风云翻滚的大动荡年代，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加紧了对古老中国的残酷压迫和掠夺，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了陈独秀等青年爱国人士的思想。这场战争给中国人当头一棒，使得国人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自1901年，陈独秀相继五次赴日留学，目的是想用外国先进文化改良中国封建文化，唤醒民族自觉。留学经历使陈独秀大开眼界，他割发代首以表与清朝统治的决裂气势，并企图让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的思想转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陈独秀追求正义与进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致力于思想启蒙，他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为唤醒每一个中国人而摇旗呐喊。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积极在工人和学生中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一、领导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以创办《新青年》为标志，陈独秀以新的姿态成长为一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起并领导新文化运动；二是全面引领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三是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先进分子，进而发展为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 陈独秀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是极具叛逆性格的知识分子。他倾注全部心血的《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热潮，且久久不能散去，直至1926年7月终刊。他以《新青年》杂志为载体，以青年群体为对象，以法兰西为标杆，以民主、科学为利器，以伦理、文学、教育、社会等革命为内容，以思想启蒙为任务，立足当下，谋划长远，从而形成了《新青年》独特的办刊理念。陈独秀以《新青年》以及后来与李大钊一起创办的《每周评论》为载体，引领新文化运动向激进、希望、改革发展。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意欲用“尊孔复古”复辟封建帝制，立即引起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纷纷撰文批判封建纲常伦理是奴役人民的工具，指责袁世凯独断专权、倒行逆施的罪行，批判封建迷信思想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毒药。陈独秀大刀阔斧对落后腐朽思想内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震惊了国人的思想。陈独秀这种坚决而彻底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影响了许许多多有志之士投入到反封建的斗争中，使长期禁锢国人思想的封建统治遭到重创，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道路。 新文化运动对作为新价值观的“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和对作为旧价值观的孔子、孔教、儒家纲常的批判，为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界的凸显与确立创造了思想环境。除此之外，陈独秀也对文化表现形式展开了变革，从1918年1月开始，《新青年》的文章改用白话文，采用近代化的标点符号。《新青年》的文章内容新颖丰富，作者队伍年轻雄厚，《新青年》成为全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杂志。 陈独秀从以往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过去革命的失败首先在于没有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而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空前的造就人、培养人的运动。当时，聚集在陈独秀和《新青年》周围的是一大批先进青年，他们对革命充满希望与斗志，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心照不宣地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抓住现实政治的要害，发表了一篇又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及时报道时事政治，鞭辟入里地对旧文学进行无情的鞭挞，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坚决、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二、亲自参与和领导五四运动，成为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以各种方式发动并参与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推动五四运动走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同许多的爱国青年一样，陈独秀从巴黎和会的结果逐渐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使他从以前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中醒悟过来，认识到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在巴黎和会的结果传入中国之后，陈独秀便在《每周评论》上写了号召人民“直接解决”的评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利益，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即巴黎和会及国内正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的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起來直接解决不可。”这样，不仅让人们对巴黎和会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且动员人民直接起来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腐败的对日外交的政府。陈独秀一针见血的指出，曹、陆、章这些腐败官员只是被帝国主义和当权者利用的机器，最根本的是北洋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出卖本国利益换取自己私利，从而放纵帝国主义胡作非为。在整个运动中，陈独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