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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断裂：“信用”流变的历史考察 摘要：信用在传统中国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秩序，与传统的农业经济与身份社会达成和谐。但在现代以来，随着工商业经济和“陌生人”社会的发展。信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了断裂，这也是现代信用危机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信用；传统；断裂 中图分类号：1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9(02)-0200-03 近来。“三鹿”奶粉事件席卷全国，食品类“国家免检”取消，举国上下莫不侧目。从“苏丹红”到“孔雀绿”，从“大头婴”到“结石儿”，我们震惊的不仅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如此频发，而是痛切于整个国家陷入的信用危机，憾然于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竟沦人今日之道德沉沦的局面。“一个社会每当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它的起源并从那里找到症结。”本文将对信用的历史流变进行梳理。力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些线索。 一、传统 信用是由传统的“信”字演化而来，它的初始意义是指祭祀时对上天和祖先所说的诚实不欺之语，《左传·桓公六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在中国古代，“信’的价值评判功能并不限于在商业贸易，而是及于各种社会交往甚至政治关系的‘约’。”古代就对‘信’的要求很严格，“凡大约荆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于墨刑。若大乱。则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杀。” 至中国思想史上光辉灿烂的春秋战国时期，“信”已经发展成为诸子百家纷纷提倡的社会伦理和人生哲学。 道家的老子非常重视道德，他将道德哲学与历史相联系，历史的意义只是相对于社会的道德意义而显露出来。“信”的初义是说话要讲求信用，即“善信”。“信”作为人们之间交往的原则体现了古代素朴的道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并且，“信”应该是统治者的基本品德，“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法家崇尚统治之术，“信”是作为统治伦理基本准则而出现的。“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日权。……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民信共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商鞅的“徒木立信”也说明这一点。法家另一位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 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对于信用非常重视。“信”是其创始人孔子所用的常识性的伦理概念，是他的仁学体系的重要支柱。“子曰：‘能行五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慧。”’《论语》中多次提到“主忠信，行茑教。”“信”是为人的基本要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但不仅于此，“信”还是立国之本。《论语》中对此有生动描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是儒家道德政治化的具体表现。其后孟子也将“信”作为人之“五伦”之一。 春秋战国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期，信用作为重要的伦理道德为各家各派所重视。它不仅仅是人生哲学还是政治哲学。信用开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儒学的发展，作为儒学重要支柱的信用开始意识形态化。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儒学成为官学。董仲舒重构儒学系统，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从此，信用观念取得了作为几千年封建文化支柱——“三纲五常”——的地位。“‘信’因而得以借助制度文化、意识文化之力深入中华民族道德意识深层。”作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信用成为一种观念并同样作为意识形态化的伦理深入人心。“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兄弟不信，则其情不亲。朋友不信，则其交易绝。”这可以说是对信用观念作为一种基本秩序在传统社会的深刻写照。 信用以儒家的“仁义”为核心，以一整套儒家行为标准为准则形成传统伦理规范。也即信用机制借传统伦理道德得以建立。在封建社会里，伦理道德规范常常具有法律的效力，它深刻的规制着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就是道德文明秩序的社会。信用观念就同儒家思想一道成为了维护以“家、国、天”三位一体的、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封建统治秩序的支柱，并以“三纲五常”的明确规则最终形成了一种制度的和谐，人们在这一种和谐所确立的社会关系中，按照封建统治意识去实施自己的行为，从而又形成了稳固的社会秩序。总之，作为维护传统的身份伦理道德秩序的主要规则，信用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基本观念，成为维系世道人心的纽带，并且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传统观念与社会达成了一种自然的和谐。 1、经济。传统信用观念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