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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历史启示 今天，我们从历史长河里再次审视五四运动，对比五四运动前100年和后100年的中国，对比屈辱没落的旧中国和走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新中国，我们会更加清楚五四运动对社会重大转型的意义。 “五四运动与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社会转型的内涵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影响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即政治组织、政治人物的核心作用因素。大多数学者认为，近100年来，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有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第二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大陆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以来的改革开放。38年来，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经历着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社会转型过程，我们正处在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期。有学者提出，社会转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社会转型实质是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同义的，即，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新现代的过程。也可理解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 自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转型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并进、相互交错，相互推动。这里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社会结构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间内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之必需。相对于结构转型，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这是解读中国社会转型之内涵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上述两个转换同时并进， 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之势， 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 引发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相互交织，增加了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和难度。 社会转型的向度问题是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社会转型的方向：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我们始终认为：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此我想引用一位学者的话：“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有的人甚至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功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本世纪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这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无比正确。 五四运动的历史启示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时代丰碑”。 首先，五四运动启示我们，社会发展和转型需要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历史跨越，都伴随着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圣人先贤纷纷著书立说，思想领域呈现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景象，推动中国由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14至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继兴起，推动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1840年以后，封建中国日益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再次来到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但胜利的果实却被封建残余势力窃取。北洋政府卖国丧权，百姓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变革一触即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极为顽固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迷信盛行，旧文化、旧思想根深蒂固，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此时，中国的社会转型迫切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先导，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