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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复兴思潮初探 【摘 要】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1840年后中国有志之士探寻振兴中华、复兴中国的办法。于是各种社会思潮纷呈泉涌，各种救国方案纷纷涌现。本文试图分析甲午之后兴起的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以探求挽救中国的道路的模式。 【关键词】甲午战争 民族复兴 思潮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满怀爱国热忱和有志之士的先进中国人开始冲破传统的“贵华夏”、“贱夷狄”的思想藩篱，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从此，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的道路，成为中国历史的中心问题。于是清廷有识之士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建海军、办工厂，发起了洋务运动。但是在甲午战争中，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为“蕞尔岛夷”的日本所击败，洋务事业也毁于一旦。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订，以及随后列强以掠夺矿产和铁路权为中心而掀起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重。“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诗句）、“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梁启超詩句）。而同时这也激发了全民族的新觉醒，导致了近代思潮的巨变，引发了传统思维的转型；他们进而开始对洋务运动进行反思，谋求新的民族复兴之路，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纷纷兴起。 一 实业救国思潮 19世纪70-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和加剧，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爱国有识之士纷纷起来探寻强国御侮之策，“实业救国”是顺应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和企望阻止中国进一步的沦为外国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一种救国思想和方案。1895年，郑观应重新修订刊行《盛世危言》，他在此书中说：“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故未言者再尽言之”。1它比1894年版的《盛世危言》新增正文47篇，附录未尽之词及中外通人救时之文100多篇，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商战、商务、商船等。2清廷开明官吏陈炽，在甲午战后愤中国积弱不振，积极提倡变法，并于1896年写了《续富国篇》一书，自称此书“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提出只有生产才是“富国之源”，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并要参照西方的制度和做法举行。“实业救国”的另一倡导者是江苏南通的张謇。他是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而鼓吹“设厂自救”的。正如他所说：“看看中国国势，一天比一天危迫下去，朝局用人政事，也是一天比一天的紊乱黑暗；就想到日本是一个小国，何以反走到中国前面去了？ 它怎样强的？ 怎样救贫救弱的？ 因此就想到要中国不贫不弱，救醒它起来，除掉振兴工商业，决没有第二个办法”。3从1895年始他陆续创办或参与投资了包括工、农、牧、垦、交通等在内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张謇在1925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张謇……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义愤而叹国人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自计既决，遂无反顾。”4这表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19世纪末有识之士思想的转型。 “实业为救亡之先务”是实业救国思潮的主要特征。所以，论证振兴实业为救亡的第一要义是这个思潮的首要任务。实业救国论者在各种场合都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个观点。 清末民初，振兴实业成了人们的共同愿望，上自政府，下至老百姓，都关注于实业，于是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调查，从1911-1913年间，全国共成立实业团体72个，几乎遍及各个省区。 特别在民初，短短的10年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实业团体纷纷出现，这与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是分不开的。然而中国的民族企业发展不平衡，主要在轻工业领域，在与国外企业竞争中处于弱势，一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经济掠夺，民族企业便处于困境之中。 二 教育救国思潮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举国为之震动。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弱弱于民，民之弱弱于智，因此，兴办新式教育是救国之本原，所谓“ 中国尚有一线希望，全在振兴教育”。5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有志之士大声疾呼“开民智”。当时所谓开通民智就是要通过教育的手段启发全体国民的智慧，让人们从昏暗愚昧中走出。 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所以把开通民智作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来阐述，关键是把它同救亡图存联系起来了。不少人认为中国使人忧虑的不在于贫穷和软弱，而在于国人的糊涂和愚陋。因此在“ 贫” 与“愚”的间题上。治愚更重要。“今中国有至大之患二，一曰贫，二曰愚。此二者有其一焉，则是以亡国灭种。贫可生愚，愚可生贫。故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