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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追求与“文学性”探索 摘要：唐弢和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论著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典型两极，就文学的“史学”观念而言，前者体现了文学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密切配合、服务社会、政治的大历史思维，而后者则代表了遵循文学自律、自足内逻辑的小历史理念。就文学性而言，前者延续了建国以来思想与艺术二元并重并强调思想建构的架构模式，后者则推崇“唯情独语”，有“中国气派”的艺术情操。探讨这两极的文学史思维，可以更好地梳理现代社会各种复杂权力关系与文学自足性之间的双向博弈，展现不同话语体系的来源、成因和结果。 关键词：唐弢;司马长风;历史性;文学性;因变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03-0039-08 探讨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必须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问题的“原点”。“文学史”这一名词本身可以划分为“文学”和“历史”两个关键语素，这就决定了文学史书写的两个不可偏废的维度，即“历史”追求和“文学性”探索，这也间接性地要求作为文学史书写主体的文学史家既要出乎其外，又要入乎其内。就历史性而言，“他们各自的目的都是要使自己的画面成为一个一贯的整体，在那里面每个人物和每种情境都和其余的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人物就不能不以这种方式而行动”①，也就是说，必须在新文学的历史图景中寻找藏匿的必然性线索。这需要文学史家拥有“史识、史才、史笔，而三者中尤以史识最为要紧。有史笔而无史识或有史才而无史识，都难以写出反映历史真实的有价值的史书来”②，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各种历史悖论和冲突中寻找博弈的合力，抽茧剥丝的寻找文学发展的主线与支流。就文学性而言，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是对词语进行安排和加工的技巧，是将事物‘奇异化’、将形式艰深化的艺术手法”③。通俗地说，应当是贴近本民族的独特思维，用审美的艺术形式展现对世界的整体感悟。司马长风对作品的文学性提出三大标准：“一是看作品所含情感的深度与厚度，二是作品意境的纯粹和独创性，三是表达的技巧。”④ 他认为文学必须拒绝成为任何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附庸，以独特的形式展现纯美的追求，不管这种立场在客观上是否可能实现，但在主观上必须成为文学史家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立足点。 然而，一切的理論如果抽离了历史的大背景而变得孤芳自赏，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近现代中国，一方面长期以来的封建文化导致了“国民性的扭曲，及因失掉自由、民权而使人们养成奴隶性、依附心理，人人但求自保，对国运民瘼毫不关心”⑤，这就迫切的需要启蒙、立人的文学来构筑具有现代意识的新人。另一方面，“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⑥，推翻帝国主义的奴役，建立自由平等的民族主义国家成为文学不可避免地反映对象。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不可避免的以强烈的介入姿态参与到社会政治运动中，以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展现了社会精神的潮起潮落。“文学运动既是思想文化或精神变革运动的重要一翼，又是它们的前哨阵地和风雨表，也是它们的利器与载体”。⑦ 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独特的社会性和使命性也决定了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被嵌入到更大的社会运动的版图之中，并与重大事件的节点发生密切的关系。强调重大政治事件、关键会议对文学的影响，区分新与旧、前进与落后的文学形态，符合社会潮流的文学形态天然取得了合法性，并且被强化，而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的文学则作为历史进化的反面被遮蔽和压抑。这样的文学史书写一方面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这种一元论的主导模式却也同时屏蔽了非主流文学的超越意义，使得新文学因为失去了作为对立面的参照系统而呈现出“传声筒”的某些特性，更是在某些极左的年代彻底沦为了政治的附庸。 正是出于对这些弊端的考量，文学史书写出现了另一种“小历史”的取向。他们并不否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宏观语境，只是更加凸显了“创造主体的能动性和自由性，进而强调文学文本的本体性，亦即文学的审美性”⑧。他们注重文学的自律性、自足性，并力图从文学运动、文学理论、文学作品三个维度构筑一条属于文学发展的独立历史。这样的历史书写定位使得许多曾经被主流压抑的文学获得重新思考，并作为文学史的另一极还原了新文学更为广阔的图景。而对文学审美性的孜孜追求，使得文学向本体回归，更突出了文学艺术的自身贡献。然而，对于这种纯审美论同样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因为“它是在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语境中产生，反映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干涉的一个抗衡性概念，它的理论基础是艺术性、审美性等经验色彩浓厚的元话语，对它的过分强调，易使人滑入空洞的纯形式主义的泥沼”。⑨ 一、历史性：大历史与小历史的迷思 文学史书写，本质上是文学史家对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