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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古城地名的文化语言学考察（二） 作为专有名词，地名的产生带有强烈的人类思维的痕迹。“地理名称不是偶然形成的（而人们有时就是这样看待它），地理名称的出现和采用服从于一般的，有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规律。”[1]一个地名从产生伊始便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该地域的某种认识、某种情感和某种期望。历史策马奔腾，不舍昼夜地驱赶着时光，这些地名便成了十分难能可贵的记录者、述说者。对地名来源的考察也就是对地名因何得名，如何得名的探索。这部分将对阆中地名的产生方式进行追本溯源的归类考察分析，以期能够对阆中地名文化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根據阆中地名形形色色的来源，可以把地名大致分为以下三大类，各类下又有小类： 一、描述性地名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先提出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汉字造字原则，这条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地名命名法。虽然地名命名渗透着丰富的主观色彩，但在早期，地名还是体现出更多的客观因素。因此描述自然景观、地理方位、物产资源的地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一）表示地理位置 地名最显著的作用即标记作用。符号性质的地名首先需要确定方位才能反映出具体的地域。阆中地名中就有许多反映地理方位的地名。例如“阆中”，《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旧唐书·地理志》中记载：“阆水迂屈经郡三面，故曰阆中。”由此可知，阆中因“山环水绕，在其之间”而得名。古城街巷地名中有以方位命名的东街、南街、西街、北街四条主干道；因南城墙外古道“新街”为坐标而命名的上新街、中新街、下新街；以华光楼为坐标命名的上华街、下华街等等。 除指明方位的地名外，还有以表明地域的距离命名的地名，如“七里乡”，因治所处在横宽七里的古南池中而得名。类似地名还有五里村、三里河等。 此外，还有的地名通过编排一定的序列来表示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方位关系，如用序数词、十二生肖、四季等词来排序。在阆中地名中，最常采用的序列词是序数词，如“田家巷一段、二段”“七一新街一巷、二巷”等。 （二）描述自然景观、资源 这类地名多是对阆中地形和自然资源映照，记录了命名时阆中的风貌和特征。我们可以从这些地名中追溯地形地物的历史变化。这些地名在描述自然景观时，有客观记述景观形态的，如垭口、河口、三湾、大堰、石桥子等。有对自然景观进行主观描写的，比如“双龙乡”因治所“双龙场”得名，“双龙”则来自于双龙场所处两条溪水入嘉陵江处，宛如双龙入水。“五马乡”，因治所周围五山状如五马奔腾而得名。类似地名还有羊角山、回龙观、二龙乡、鸡山岭、木梳垭、横龙山、盘龙、簸箕梁等。也有仅是记录地物的地名，如“白果树街”，白果树又称银杏树，因此街有两棵千年古银杏而得名，类似还有“石林”“福林”“和柏”“檬子岭”等。 反映资源物产的地名如“柏垭子村”“樟木村”“博树村”，皆因林木资源丰富得名。 二、记叙性地名 按照地名两分法，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主要源自于描述性地名，与之并列的人文地理实体地名则主要源自对人文景观、民族姓氏以及史传、传说等人文地理特征的反映。 （一）叙述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换类型划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精神文化景观，是指人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与人类息息相关且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景观。依据各种人工建筑、设施命名的地名都属于文化景观地名。在阆中地名中，主要包括人工建筑地名、反映手工业的地名、交通设施地名、农业设施地名等，这类地名数量庞大，人迹所到之处比比皆是。 阆中人工建筑地名包括各类宗教文化建筑地名，阆中是一个多教共存的城市。在阆中，长期传播的宗教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和天主教。这些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修建了众多的宫庙、塔寺。阆中有宗教性质的地名大多数都以这些建筑得名。其中佛教在阆中传播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因此反映佛教的地名最多，如“临济堂街”，临济宗为佛教禅宗南宗五家之一，曾经修建临济堂，祀济公和尚，因此得名。此外还有财神楼街、七佛观、白塔乡、百佛场等；道教地名有玉皇观村（供奉玉皇大帝）、万寿宫街（祀奉道教神祗）、天上宫街（供奉王母娘娘）等。此外，阆中古城素有“九井十二楼”之说，以此命名的地名不少，如杨天井街、北门进巷、中天楼街、华光楼巷等等。 阆中以手工业，食品加工业等轻工业为经济主体，因此历代均有地名记录当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以手工业生产基地为名的有“皮房街”“机房街”“油房街”“棉花巷”，它们分别为清代加工生产皮革的集中区、历代加工丝绸的工作坊、榨油作坊区、生产加工棉花制品的区域。还有以阆中闻名中外的地方特产“保宁醋”“蒸馍”命名的街道，如醋房街、保宁醋大街、蒸馍巷等。 以交通设施、军事设施、农业设施命名的地名主要有：张公桥、阆南桥、南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