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的现代性观照意蕴.docxVIP

试析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的现代性观照意蕴 摘 要：在20-30年代这个烽烟四起的社会中，沈从文从北京迁往上海租界，将自己对社会深刻的嘲讽投注于沉重独异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此书借用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出版于1865年《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外在架构，将原先的儿童笔法转为投射现实的讽刺小说。此书讲述的是12岁的英国女孩阿丽思和45岁的兔子绅士傩喜远赴中国探寻“中国味”：先是在中国上海，随后则到中国南方农村，甚至走进湘西苗人居住区，经历各种荒诞离奇、可笑可叹的故事。他们的现实遭遇，逐步解构着他们对中国的想象；而读者也通过沈从文的笔墨，重新观看处于新旧转型时期的中国，从社会现实及文化思索中探寻“挽救”国家的方案。 关键词：沈从文 《阿丽思中国游记》 现代性 文化反思 一、漫游“奇境”的途径 《阿丽思中国游记》作为一部漫游作品，袭用原著观看“奇境”的模式，则必然有配套的观看视角/途径去展示“新世界”。沈从文在此以圆形叙事结构而形成多叙述层次，并通过“他看”与“自审”之“陌生化”视角来展现社会现实。 如同其他漫游作品，文本采用圆形叙事结构，即“入奇境——游奇境——出奇境”；跟随着文本，读者脱离现实世界进入到异域空间中。阿丽思与傩喜，用游历者陌生的眼光来打量奇境，讲述其所见所闻；同时担任多种身份，既充当叙事者，又是事件的评论者。这种“奇境旅游故事”实是作者曲线想象中国的方式，将其身处的世界藉助奇境来呈现，企图形成一种“公正”的观看，具有双重性：既符合人物身份的喟叹，可以隐匿作者意识的流露，以较客观的眼光来审视现实；又是作者现实批评的投射，浓缩着其情绪和判断标准。而这两种评论中也交织着多种对话与辩驳，如两个阿丽思、仪彬二哥与作者等呈现了作者多种矛盾的思考。或者说，这里形成了“对故事的叙述和对叙述行为的叙述”[1]，即报告文学真实性与小说虚构性的集合。 文本实际存在三个叙述者：第一为阿丽思与傩喜，第二为卷一出现的饥饿汉子、卷二中仪彬的二哥，第三则是作者。作者以前两者作为手段来表露自己的情感，向读者彰显自己；文本中可发现沈从文对叙述本身的强调，常“登堂入室”：“这里，我想把约翰·傩喜先生的所得《中国旅行指南》一本书详详细细介绍给一般想旅行中国的西洋白种人”[2]28等，作者越过阿丽思与傩喜直接与读者沟通的叙述者。此时，作者成为最大话语权掌握者，具有不可辩驳的优越性：既是故事的参与者，洞知故事的历程与细节，可以补充故事人物因视角所限而无法获知的信息；又可跳开原本的叙述，以话外人的身份来评述故事，让读者充分信任、接受。文本形成“隔离/嵌入”的叙述模式以保持叙述者与现实若即若离的位置与情感，以这种“多声并存”叙事的凸显来彰显和铺设其对社会文化的思索。 主人公是女孩阿丽思和兔子绅士，形成了人与动物共存的“童话世界”，从两个视角来观看中国社会现实，并借助主人公身份所具有的隐形信息来传递文本意旨。这种叙事模式可形成“自审”与“他看”的多重观看/叙事视角，继而以此建构中国游中的“陌生化”视角。“他看”是本书运用最多的视角：一是动物性，由动物傩喜来观人类社会，窥探异族现状，“把这一只兔子变成一种中国式的人物”具有新奇的探视、距离感，由此以多种质疑和猜测来丰富文本的内隐设定。二是猎奇性：将饿殍满地的中国与路易斯·卡罗笔下的童话奇境并列观看，以强烈的把玩思维来影射仍未彻底开化的社会。三是儿童与成人的混淆视角，阿丽思仍保留儿童的本真，其觀察是残缺、片面的，却又似在为作者提出疑问，如“她在听到他们谈到腌小孩子的话，却疑惑是中国一种规矩”[2]73；而作者又固执地将成人的观看揉入，补缺和深化而成一种显性的表达。四是“预设”与“印证”双层展示：想象中“因为每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都有一种感想”[2]149，应该具有东方色彩，保留着许多古老风俗与文化；而游历中国的目的就是去一一印证，检查想像与现实之间的吻合度。五是殖民性：阿丽思和傩喜的“他看”视角，是一种“借外观中”的陌生、距离化的观察，亦是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看，即“到中国看一切也都像看很有趣味的戏”[2]49；这个切入视角是潜藏在主人翁审视角度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殖民主义教化下形成的价值观；是凌驾于中国国民且带有优越性的“殖民视角”，更是一种观看“东亚病夫”的“看诊而不救治”的行为。 对比“他看”视角的好奇与模糊性思考，“自审”则是愤慨激扬的自我反思，亦是一种混合的全知视角：既包括作者的全知视角，也包括仪彬的二哥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这种“自审”是因为深爱而痛苦而决绝批判，隐藏着作者创作路程心态的转变和内蕴。一是成人视角：28岁的沈从文以年轻人愤世嫉俗的眼光进行较为成熟的观看和评论。二是清醒性：相比年幼的阿丽思和具有愚昧心态的傩喜，“自审”是清醒的，能够看穿光鲜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