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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慈善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展望 【摘 要】 文章叙述了宗教慈善事业在当代中国的曲折历程，认为近代以来我国的宗教慈善事业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宗教慈善事业发展缓慢、文革中停顿;改革开放后，国家进一步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发挥我国宗教的正向作用，中国宗教慈善得到长足发展。 【关键词】 当代中国;宗教慈善;历史沿革 一、引言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慈悲”“仁爱”的伦理道德理想，深深根植于我国人民的实践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将“慈”解释为“爱也，从心，兹声”。《韩非子·内储说》里提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管子《形势解》：“慈者，父母之高行也。” “善”为“膳”的本字，古人以羊为膳食的美味引申为美好之义，因为羊的性情温和驯顺，所以“善”又有善良、慈善之义。“慈善”二字合用，则是仁善、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意思。与西方相较，中国慈善虽不源于宗教却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宗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宗教慈善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慈善”既是普世性宗教的基本教义，也是各大宗教的行为守则。而在具有“仁爱”、“慈悲”传统的中华文化影响下，中国的宗教具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美德也古而有之。 1、近代以来，中国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曲折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入侵，中国进入到一个忧患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政府被迫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领土被割让、资源被掠夺，所有中国人都背负着保家卫国、民族复兴的使命。戊戌变法期间，维新人士积极宣传西方的慈善活动，推崇变革中国传统的善会善堂制度，效仿西方设立“红十字会”等新型慈善机构，在这个阶段，新型慈善公益活动如兴办文学，设戒烟会、不缠足会，设立养技院以教人工艺，设立新式学堂以培育人才等，表明近代宗教公益慈善已有了初步发展。 20世纪初，清政府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政权也开始推行新政。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乡地方自治章程》，其规定的自治事宜中多项涉及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如其中第五条规定“本城镇乡之善举：救贫事业、恤嫠、保节、育婴、施衣、放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保存古迹，其它关于本城镇乡善举之事”。而近代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削弱，也为近代宗教的复兴和宗教慈善事业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家财政资源匮乏，政府想办许多社会事业却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削弱为中国宗教慈善事业的开展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义赈逐渐兴起并突破了传统的地域性义赈模式，对象扩大到全国，义赈逐渐成为一项真正的民间慈善事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向近代化的转变，也为宗教公益慈善的发展提供了实战的平台，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宗教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复兴和发展。 民国时期是中国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承前启后的时期，也是中国宗教慈善事业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宗教公益慈善事业曾经一度辉煌。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宗教慈善，民国时期的宗教慈善已经具有了比较典型的现代特征，这种历史特征不仅表现在教义制度、政教关系、宗教理论和文化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在宗教的慈善观念上。宗教慈善事业从具有同乡同业联谊、行会商会传统等在内的综合性团体，逐渐演变成为近代意义上的纯商业组织，性质上更具专业化。民国时期的商会成员大都通过当地的佛会、居士林、教会捐款赈济。当时商会一般并不亲自举办慈善活动，“就上海总商会支出而言，民国五年至十一年善举项下款额未超过二十两者，占总商会支出比例不及0.1%，这反映了公益善举并非总商会的主要活动。”[1]商人通过宗教团体举办慈善活动比较多，各地赈灾、孤儿院、放生法会多是通过宗教组织或寺院教堂来进行的。近代宗教之所以能够兴办众多慈善事业，在社会上产生较好影响，也是与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如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无锡丝商周舜卿、纺织大王穆藕初，烟草大王简玉阶、简照南，面粉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味精大王吴蕴初、橡胶大王吴南浦、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此外还有像近代著名佛教居士王一亭、聂云台都做过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当时许多著名的资本家都是佛教的支持者。民国时期的宗教慈善的现代化特征还表现在慈善事业的制度化、法律化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设民政部具体负责贫民赈恤、罹灾救济等慈善事项;北京政府在沿袭南京政府管制基础上，仍由民政部执掌慈善事宜，1914又在民政司下设五科，由四科专司慈善救济工作;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内务部为内政部作为慈善事务的常设机关。在设立专职机构专司慈善事务的同时，政府还相继颁布了与慈善相关的制度法规，如1923年北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