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乐”：从庙堂到原野.docVIP

第 PAGE 5页 孔孟之“乐”：从庙堂到原野 ——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的解读 摘要：孔子非常重视音乐在人格培养、道德提升与社会协调中的功用，《论语》中有大量关于“乐”的论述，其中包含着孔子对现实环境的反思与理想社会的构想。他通过艺术化的乐论设法调和理性与情感、社会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但那种对主体修养要求极高的方式并不能推广到现实中，同时也隐含着矛盾与冲突。孟子从另一个角度赋予“乐”以社会性的功能，不过在他看来，“乐”主要是一种协调社会的工具，本身没有价值上的优劣，那种乐音与世道感应的思想并不被孟子认同。他不再像孔子那种给“乐”增添形而上学式的超越内涵，转而将“乐”的社会性放到其实践过程中。 关键词：孔子 孟子 乐 道德 情感 先秦时代，礼乐，尤其是音乐的功能几乎被夸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者太始，而礼居成物”（《乐记》），孔子对“乐”的重视蕴含着他的人生体验和社会构想。笔者试图通过比较、分析儒家乐论如何从孔子演变到孟子。 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但以《韶》约为代表的六代雅乐（黄帝《云门大卷》、唐尧《咸池》、虞舜《韶》、夏禹《大夏》、商汤《桑林》、武王《大武》）都是颂扬先秦的创业帝王，在中和平正的思想指导之下，乐曲大多舒缓庄重，尽量避免感情的起伏波荡和内容上的征战杀伐，给人的印象是沉闷、凝滞，本身的愉悦性并不太高。这些音乐作品比较重视的是道德教的象征性，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孔子对雅乐的评价上。舜的《韶》，被认为“尽美矣，又尽善矣”，而武王的《大武》，虽然也能尽美，因为过多表现了征伐决战的场面 金文达 《中国古代音乐史》引杨荫浏据《乐记》中《大武》的记载，复原原舞。其中虽包括列阵、击刺、灭商、进击淮夷等雄壮、热烈的场面，乐曲整体仍显滞涩、缺乏生气。 金文达 《中国古代音乐史》引杨荫浏据《乐记》中《大武》的记载，复原原舞。其中虽包括列阵、击刺、灭商、进击淮夷等雄壮、热烈的场面，乐曲整体仍显滞涩、缺乏生气。 书第14-16页 人民出版社1994年 (子曰) 声淫及商, 何也? 对曰: 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 如果这则材料属实，则孔子认为《大武》“未尽善”的原因，可能还包括其中出现了“商音”。所谓的“商音”，郑玄和孔颖达都注释为商朝之“商”，即音乐中透露出武王贪图商朝之位的意图。另有一种解释认为“商”指的是五声音阶中的“商”音，商调是表示杀伐的，有以臣凌君之意（《乐记》“宫为君，商为臣”），大大有违中和平正的原则。 然而，雅乐平和节制的风格，并不符合个人的乐感享受，至少这种淡而寡味的音乐不会满足普通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孔子对音乐过分理想化的观点并没有完全实现的条件，也没有给情感的抒发留下足够的余地。如果个体情感的外现要受到礼乐程式的制约，那么，这种制约性的“雅乐”必须具有审美上的替代性。但是，雅乐恰恰通过压制而不是疏导情感来收拾人心。在孔子远斥郑卫之声后不久，比他年轻二十四年的魏文侯对孔子的弟子子夏说： 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乐记》） 魏文侯实际引出了音乐的娱乐性与教化性的矛盾问题，即传统的雅乐可能确实有一定的道德垂范和社会教化价值，但听起来却并不能给人美的感受。按照儒家的理解，音乐的意义并不在于抒发个人的感情、享受作品中的乐趣，做“乐”正是为了控制不合礼的个人情感，将其导向平和沉稳，而不使过于沉迷和宣泄，即恰恰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人无理性的快乐，而达到中和敦厚，合乎规范的适度之乐： 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不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记》）。 然而，音乐中象征性的道德等级已被打破，《论语·季氏》：“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左传·桓公五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高调的道德规范与并不道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过分理想化的乐教构想失去了稳定的根基，而人们对音乐的娱乐性需求随而增长，之前曾被明确拒斥的“郑卫之音”逐渐占据了诸侯们的朝堂。“当社会发展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他们当然都要制定自己的礼与乐，而不会再遵照周王朝制定的礼乐而去歌颂别人祖先的文德与武功。他们也不会再满足于周宫廷的那些燕乐，而是尽量设法满足自己的声色要求，他们基本上都是爱好‘郑卫之音’和反对‘古乐’的”。 金文达 金文达 《中国古代音乐史》 第60页 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闻鼓新声者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