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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解构 [摘要]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中国社会最大的结构特征，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长期而又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如今，它已经成为一种阻碍我国社会发展的结构力量。于是，“二元社会的解构”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热点问题。但是，我们在分析城乡二元结构的成因、提出解构的必要性以及探讨解构的路径的同时，不能忘记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与现实，要将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以及生产方式等社会因素深深地嵌入到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中去。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解构；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1—0034—03 所谓“二元”的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面，明显的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理论上，“二元社会”既表现为社会性质上的差别-又表现为发展水平上的差别。落实到具体层面，城乡二元社会就是指作为现代因素的城市社会为一元，作为传统因素的农村社会为另一元的城乡分离、隔阂、相互封闭和差异的状态。 一、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成因 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发展变化是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是与一系列人为规定的制度和政策密不可分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的农业大国，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又被迫进入了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历史。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而思想、文化、制度等等方面又极其保守、腐朽、僵化的国家，“早发——内生型”的工业化、现代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并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也没有对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做出成功的反应，使得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长期停滞，成为一个更加贫穷落后的大国，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直到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近代历史上首次实现国家的独立、高度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之时，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才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建设中首次受到应有的重视。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在几个五年计划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1958年，党的第八届二次全体会议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要“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在当时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和高度的动员能力，农村的人口被大量的吸收进城市工矿区，这是我国城市化的起步阶段。 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时期内就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初步建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工业化起步晚、大大晚于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的事实，使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受到许多内外条件的制约。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中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广大的农民和农村地区却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拥有的依然是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工业化没有走进农业生产，更没有走进农民的生活。分裂的工业化为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上的基础，由传统向现代的重大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城乡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为了恢复城市秩序、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更好地控制城市规模和管理城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对流人城市的农民进行劝阻、遣返和限制。1957年政府开始实行控制户口迁移的政策。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10条第2款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有约束性的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入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孙立平，2003：94)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形成了。与此同时，一系列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以分割城乡为目的的社会设置被建构起来。粮油计划供应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共资源的配置制度都以“城乡二元”的方式被制定。于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被制度化地确定并延续下来，城市和乡村分属不同的社会结构、拥有不同的发展轨迹，老百姓把它们分别叫做“体制内”和“体制外”。“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形成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的城市化及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且它也正在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走向。 “二元结构”发展到今天，已经由原来的“行政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与行政共同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市场机制的介入使原本就呈分割状态的城乡关系变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