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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新民主主义 打开文本图片集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第二期)的学员。团校校址先在良乡,两三个月后移到北京东四。我们班在东四12条的一个四合院内。毕业证上印着:校长冯文彬、教务长张凡、副教务长宋养初。办学宗旨和内容是:学习社会发展史,明确革命方向,树立革命人生观;学习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马列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思想史。另外,及时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和当前政治事件。学员有1000人左右。团校分地方干部部、工人部、学生部。各部下设班,班下设组。我所在的学生部,学员都是青年团干部,内中有从解放区来的,还有的是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来的年轻党员和青年团员。许多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青年学生,呼吸到人民民主的清新空气,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欢欣鼓舞,投身革命队伍。 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急需培养大批青年干部,担负新的历史使命。中央团校开学典礼上,教务长宣布学生正式参加革命,要服从组织分配。学员过着半军事生活,睡通铺,吃大食堂(当时吃的是东北高粱米),统一发军装(这年的冬装发的是傅作义部队库存的浅黄色棉装),上下课排大队,每月发生活津贴。在良乡时学员住在农民家。大庙前的广场就是课堂。讲课人都是从北京乘火车来。我先在交通大学赵锐为组长的小组,成员有太原来的张邦应、北京贝满女中来的刘培根,还有西安来的两位学员。校址迁到东四之后就另编小组,我与张家口来的刘争笑和天津学员为一个组。一次,天津一位女学员的父亲来探望女儿,他是资本家,以女儿参加革命为荣,还从天津带螃蟹给我们吃。天津团市委书记张淮三还来看望天津学员。 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后来出现在政坛、文坛的人物很多。如“文革”中红极一时的姚文元、作家王蒙就是这一期学员。1995年我在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王志明家做客,知道他夫人也是这一期学员,她说:“穿红毛衣,写壁报的那个小个子就是姚文元。” 我在中央团校二期学习近九个月,学习课程很多,作为集中学习的收获,就是懂得了我们党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在领导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新民主主义,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周恩来说:解放战争胜利,“主要靠了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 冯文彬讲,这期中央团校是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关怀下举办的。当时处于怎样的形势?就在开学前的1949年7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在筹备新政协的会议上这样讲:“人民解放军的壮大,绝大部分来自翻身农民。我们所以获得这么大的胜利,主要靠了土地改革(毛泽东也讲过,“中国革命胜利,就是给了农民二亩地”。),农民翻了身,广大人民的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各民主党派的拥护、赞助,以及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的强大。由于这些国内国际的因素,才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剩下的敌人,估计今年下半年,至迟到明年春天可以把他全部消灭掉,把待解放区全部解放”。解放军横扫华南、西南,蒋介石部队兵败如山倒,证明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论断。团校开学一个月,四川解放了。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杀害了杨虎城将军。杨的女儿杨拯美就和我们在一个班。闻讯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接见并安慰她。我们班举行了悼念杨虎城将军的大会,杨拯美哭着向我们全班同学说:“原来我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以为能留住父亲生命,这下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内战,实行法西斯专政,激起学员们愤怒,于是,大家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 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靠了土地改革,农民翻了身”。周恩来这句话说明,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的主要内容,也是人民解放军迅速壮大和英勇善战的原动力。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更引起学员们,特别是刚从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出来的学员的思考。他们进一步探索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胜利的关系。开学不久,学校有一项自我介绍,包括每个学员来自何地,家庭状况、个人经历等内容。我们小组的其他学员知道我是从解放区来的,他们提出要我介绍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情况及其引起的变化。 我的家乡是昔阳县,当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太行二分区。我见证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感受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益处。1945年我在昔阳抗日高小(后改为昔阳县第一高小)读书。1946年内战开始,几十里外的平定县由阎锡山部队占据,昔阳县城经常处于“坚壁清野”的战备状态。昔阳县领导根据太行区1946年工作方针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奸反霸,诉苦清算运动,紧接着就在“急风暴雨”中进行土地改革。1947年秋,我从昔阳第一高小毕业,经过县政府教育科集体培训,分配到祖籍昔阳县安平乡南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