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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性：女性自我的真实镜照 从表现人的角度说,文学是“人的文学”,作为人的“半边天”,女性的文学也应是“人的文学”的“半边天”。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礼教、伦理等方面的禁锢,女性作家屈指可数,反映女性的文学作品不多,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古代女性文学与其说仅有边缘地位,不如说是没有地位,这与女性在社会的从属与奴役地位是完全一致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现代女性文学的觉醒和解放是惊人的。受“五四”思想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现代女性文学蓬勃发展,女作家层出不穷,表现女性的作品纷纷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其思想解放的程度、观念变化的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正视女性、认知女性和解放女性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鲜明胎记,女性、新女性、妇女解放则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关键词。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是不一样的,历史局限性同样不甚相同。男性作家主要有两类,一类视女性为审美对象(如屈原、曹雪芹、蒲松龄及婉约类型的诗人或作品),一类以男权眼光视女性为低等、边缘人类或者玩物,甚至是淫乱、祸国之首,后一类的偏见和局限性十分突出。在女性诗人(除了李清照、秋瑾等个别诗人)的笔下,女性主要与闺阁庭院、风花雪月为伍,创作主体常常以静观的方式寄情于物,且只能是自言自语、自怨自艾和自伤自悼,没有话语权,格局狭小。 而自“五四”以来,关于妇女解放的呐喊、对女性的重新发现、对新女性的呼唤和对女权的争取,以及女性作家的大量涌现,都使女性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现代女性文学的进步是和着社会变革潮流的历史进程的拍子,甚至在解放女性的思想情感、争取平等自由的观念形态上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本真或率性地展示和剖析了女性的内在世界,大胆揭示甚至是裸陈了女性对性爱的观念意识和向往追求。 丁玲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大胆勇敢的笔触没遮拦地敞开了一位现代知识女性莎菲的内在真实,这是历代中国文学史上从未见过的一位新女性形象:率真坦诚、大胆正视自己的感性欲望,把灵肉合一视为爱情理想,在封建礼教桎梏中孤军奋战,叛逆着追求心灵自由和真挚爱情。呼喊要“享有我生的一切”的莎菲,不再是被男性主宰压迫的女子,在自觉的女性立场上反抗被动的命运,表达了女性觉醒张扬的主体意识。由此莎菲成为正在寻求出路的时代女性的一个象征符号。冯沅君的《旅行》以“展览自己的勇敢”,描写了现代女性炽热的情爱,发于情而止于欲。而凌淑华的《酒后》则以传统细腻、感性淡朴的笔调叙述了高门贵族的小姐和少妇们“发乎情,止乎礼”的内心冲动。庐隐则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到笔下女性的命运之中,其女性主义的本位立场十分鲜明,叙事话语直接而开放,真率而自然,成为女性情爱生活的一个取景框和“五四”以来的一类伤感情绪的代言者。特别是《丽石日记》首次大胆、率性和热烈地描写了同性恋及其悲剧,既表现了对社会伦理的叛逆意识,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女性争取自由、解放的倾向,一定程度地展现了现代女性对冲破男权社会和封建思想羁绊而做的努力。不过,这种采取回避男性,以一种完全的男女对立态度和生活方式企图获得女性的自我价值是行不通的。反映同性恋的作品还有凌淑华的《说有那么一回事》,丁玲的《暑假中》等。 在现代女性文学中,现实社会中的主要情爱模式也都通过不同女性形象的塑造一一得到了展现。第一种是革命与恋爱模式。如石评梅《匹马嘶风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先河;丁玲《1930年春上海之二》则可以说表现了一种“革命减恋爱”模式,作品中的主人公为了革命放弃了爱情。第二种是事业与爱情模式。冰心的《两个家庭》记述了一种“事业加爱情”的故事——女主人公亚茜可以和丈夫“红袖添香对译书”,在爱情与事业、家庭与社会的平衡中如鱼得水;陈衡哲的《洛绮丝问题》记录了一种“事业减爱情”的故事——女主人公洛绮丝为了事业放弃爱情而独守终生。第三种是生计与婚爱模式。张爱玲的《金锁记》与《倾城之恋》中的七巧和白流苏都是把婚姻当作自己的饭碗来对待的,谋求婚姻的根本是为了谋生。白流苏与花花公子范柳原周旋,是因为范柳原很富有,只有成为范夫人才能获得生活的长久保障。 第二、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女性形象,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女性人物典型。其中传统女性、农村妇女、知识女性、现代都市女性等是女性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生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居于男性与无性间的所谓女性。”①正是封建男权社会的男性中心文化定位了女性的形象角色,从而形成久远的女性角色文化传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的成长。而现代女性文学之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