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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与中国政治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图分类号：D0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107 我是从政治学角度谈一些关于依法治国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角度来谈依法治国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其实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经济发展方式在转变，可能政治发展方式也在转变。刚才张小劲老师对四中全会《决定》的解读非常全面，我也想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四中全会是否带来中国政治发展方式的一种转变。 大家最近可能都在关注一本书——《政治秩序的诸起源》，此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任何一种制度都可能不是永存的，是有生命周期的。”所以，政治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种衰变的过程，这是所有的制度都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看西方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怎么能够走好政治发展之路，避免政治制度最后走向政治衰变，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虽然大家对该书作者福山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学者。他谈了美国制度的三个缺陷，这三个缺陷正是我们中国现在需要注意的内容。第一个缺陷涉及权力的相互制约的问题。第二个缺陷涉及社会多元化以后社会利益怎么表达的问题。福山认为，如果过多依靠利益团体的表达，那会造成决策的低效率，甚至出现利益团体对决策的垄断。第三个缺陷涉及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组织出现两种意识形态，会出现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我们在我国台湾和香港都看到这样一种“政治的结果”。当然更有意思的是福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此文中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创设了一个非常好的管理机构，叫做美国林业局，对美国的林业进行管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林业局从专业化的机构变成了一个官僚化的机构。他认为这其实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任何制度都有一个衰变的过程。为什么会衰变呢？他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人的认知的问题。人们一旦对世界形成思维定式，即使在现实矛盾中发现问题也会固执己见；另一个原因就是利益集团反对改变制度的问题。随着制度的诞生，利益集团中从制度上获利的人就会维护该制度，反对变革。这两个观点我觉得非常精彩。 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我觉得另一本书对我们有很多提醒，这本书我觉得挺有意思，叫《第四次革命：全球竞争如何重塑国家》。这是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杂志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执行主编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写的。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们属于自由派的学者。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第四次革命，也就是现在的状态，自由、民主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债务负担；二是信息技术；三是其他发展模式的优异表现，主要是以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挑战。因此，他们认为，西方应该向中国一样更开放一些，向其他更好的制度学习。 我想回答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努力去走一个政治发展上自己的道路，实际上努力使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能够尽量地去匹配，我觉得这种意识还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看相关的文件，其实从十三大以来，大家都在力争提政治改革、政治发展，力争使政治体制能够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从某种角度来看，适应的过程可能会很缓慢，适应的方式可以去讨论，但结构是一直存在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是跟中共执政的理念，就是跟马克思主义理念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归根到底要服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中国的政治是一直在努力向前发展，去努力适应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我觉得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开启了中国政治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从一个粗放的方式向一种精细化的方式转变。政治发展方式可能也在经历这样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杨雪冬：依法治国与中国政治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一个政治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扩充了法理基础，从而形成了革命传统、发展绩效和法理支撑的“三位一体”。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我们合法性的来源可能是经济绩效，其实还有一个革命传统。四中全会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正非常全面地用一种文本的形式，论证了政权存在的合法性。而其中包含了很重要的法理基础。所以我们讲四中全会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依法治国，另一个是依宪执政，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当然更重要的变化是对法学家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中国的法治体系中把党内法规列进了法治体系。这是对中国法学家最大的挑战，因为可能要重新修改你的教材、课本，以及你的法治理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一种法理性的支持，具体的支持有多么完整，我觉得这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