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苏学.docxVIP

被误读的苏学 提起苏学，人们立即会想起北宋中期驰骋文坛的三苏，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占尽风骚； 立即会想起文采风流、才气无双、倜傥豪迈唱着大江东去的东坡居士苏轼。 无疑， 文学是苏 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成就卓著得到一致公认的。但谈及政治态度， 则毁誉交织，各持一说。 苏学不仅仅是文学主张和文学成就，政治见解是比文学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北宋哲宗 年间蜀党洛党之争， 也就是苏学与程学之争。 南宋淳熙年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公案——朱唐 交奏公案， 理学家朱熹和浙东实学派学者唐仲友发生激烈冲突， 宰相王淮认为其本质是学术 思想和治国理念之争，他指出： “唐，苏学；朱，洛学。 ”宋孝宗表示完全赞同。 这里所说的苏学和洛学显然不是指文学主张，而是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单就文学而 言，三苏——尤其是苏轼，几乎是座丰碑，二程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即使后来被封为圣人的 朱熹有一定文学成就，也难与苏氏相提并论。 当代学者对苏学的政治主张一般评价不高，尤其在熙宁变法中，苏轼、苏辙兄弟反对 王安石的新法， 被列入保守派阵营， 他们的观点常被当作顽固派攻击新法的言论引用， 是保 守派的代表。稍稍折中一点的说法是，最初他们有一点革新思想， 后来转向保守； 但变法失 败后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 其实这是对苏学的误读。苏学代表了先进的思想观念，自始至终是改革派。二苏与王 安石的矛盾是两种不同变革思路的冲突， 他们之间非但没有互相排挤打击， 反而是互相欣赏， 互相支持，印证了君子之间既存争议又互伸援手的情谊。下面就此看法展开论述。 一、经济的发展与庆历新政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 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 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 开放性城市新格局已经形成，集市贸易和手工业高度发展，工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兴盛，城市社会重心下移，市民阶 层诞生，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 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赵宋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 “抑 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大量从土地解放出来的农民投 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 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 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 ，宋太宗也曾下诏“尤先理财” ，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 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 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 循环 —— 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 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 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 土地 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 政府崩溃， 新王朝建立， 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 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 但另一方面， 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 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 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 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 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 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 另一方面成功地发展了工商业， 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 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到宋神宗熙宁 10 年（ 1077 ）北宋税赋总收入共 7070 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 2162 万贯，30%，工商税 4911 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占 王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 8 年间总共搜刮到 了 200 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 ，占 70%。这个数字说明，这时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迈进了。 当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市民阶层出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必然形成新的认识，并 酝酿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变革。 中国统治者历来以农为本， 尤其从商鞅变法之后， 更把 重农抑商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 到北宋中期，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 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 受到冲击， 反映到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中间， 露出了为工商业者说话的新观念的苗头， 主张 士、农、工、商各得其业，不与商贾争利。 仁宗年间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在新新认识观念引领下进行的变革尝试。 “庆历新政”的主将范仲淹曾说： “ 臣请诏天下茶盐之法， 尽使行商， 以去苛刻之刑， 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范文正公集 ?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