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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监督和高管薪酬差距与国有企业风险 顾侃之 摘要：高管薪酬差距激励了公司业绩，但是对国有企业而言，持续稳健的经营往往比短期的业绩增长更为重要。高管薪酬差距增加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机会主义动机，促使其通过推动高风险的项目来获取利己激励。而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国有企业风险、保障国民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行是其重要责任。本文选取2010-经审计署审计的沪深A股央企上市子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和业绩波动的关系，并探讨政府审计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差距在提供激励的同时，也诱发国有企业风险，而政府审计通过限制显著机会主义行为和引导目标函数这两种路径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审计监督;高管薪酬差距;国有企业风险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20）08-0150-03 一、引言 管理层是企业战略决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者，制定合理的高管薪酬策略，以激励高管勤勉尽责，一直是企业治理领域讨论的热点。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所有者“虚化”的情形下，因为信息不对称，边际产出难以衡量，根据企业的边际产出决定管理层薪酬不切实际，所以才会采取薪酬差距这一基于效率排名而非绝对业绩水平的薪酬策略。Lazear Rosen（1981）将博弈论引入了薪酬策略，创立了高管薪酬差距的锦标赛理论，解释了薪酬差距存在的价值。而行为理论认为薪酬差距会打击高管团队“公平感”和“积极性”，对高管行为形成负向激励。目前来看，国内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了锦标赛理论（林浚清，2003;李绍龙，2012）。这些研究主要是以业绩水平作为主要指标，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持续稳健的经营往往比短期的业绩增长更为重要。过于剧烈的业绩波动往往体现了企业风险，也突出了经营管理中的种种问题（Omesh Ryan，2012;刘媛媛，2013）。这就讽刺地反映了本为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而生的薪酬差距，反而带来了新的委托代理问题，即高管薪酬差距增加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管理层除了通过更加努力实现企业的有效治理外，还可以通过推动高报酬高风险的项目来获取利己的激励（Goel Thakor，2008）。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监督者”和业绩信息的“鉴证者”，政府审计的介入能有效缓解国有企业中信息不对称现象。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市场体系的重要支柱，其能否持续健康经营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向深水区进发，政府审计对防范化解国有企业风险、保障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从政府审计的国家治理观出发，探讨政府审计能否有效抑制薪酬差距引起的企业经营风险，为实现国有企业监督体系价值、服务于国家治理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证上的经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假设1：高管薪酬差距越大，国有企业业绩波动越大。 高管薪酬差距在激励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同时，也引导了其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企业风险。一方面，根据企业风险理论，在薪酬差距竞赛的设计中，管理层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为了增加自身赢得竞赛、获得晋升的可能性，管理者往往会偏好有着高收益的高风险项目。根据舞弊三角理论，舞弊由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三个要素决定。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双重身份”属性和薪酬向下的黏性决定了，即使高风险项目失败，该管理者不会面临着竞赛失败的代价。另一方面，根据管理权力理论，管理层有足够的权力以牺牲企业价值为代价，影响自身的薪酬制定。这既包括了领导人员享有的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决策权、行动权，也包括了自身在体制内的政治影响力。总之，这种利益侵占对于企业价值和股东利益的损害，会体现在企业业绩的波动上（Adams，2005）。 假设2：基于政府审计的监督作用，政府审计的实施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和业绩波动的正向关系。 根据企业风险理论和管理权力理论，管理层有着充分的动机和足够的权力去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追求高回报。晋升竞赛也会诱导管理层采取更为激进的经营策略。更为麻烦的是，薪酬差距的设定依赖于清晰易得的边际产出。而国有企业公共受托责任的矛盾在于，即使边际产出是清晰易得的，委托人也难以辨别企业产出的增加究竟是因為领导人员的努力，还是因为其采取风险更高的经营策略。而政府审计对于国有企业及其主要领导人员的监督评价，并不仅限于经济利益的增长，更多考虑的是政策落实情况或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体现的是社会治理的效能和资金运行的效率。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并不仅是企业管理者，还兼具了国家治理的“准官员”角色（杨瑞龙，2013）。政府审计能够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履职尽责情况进行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