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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导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张德强 摘 要：本文從陈子善的具体学术工作、研究方法及其特色、文学史观三个方面切入，尝试理解并阐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领域的贡献。在40余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陈子善的研究对象“从鲁迅到张爱玲”，旨趣始终集中于对现代文学版本与史实的考证、作家集外文的辑佚与阐释等方面，以扎实的文献史料工作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评”与“另写”。同时，他倾向于带有掌故、笔记色彩的私史传统，认为文学史不妨“另写”而无所谓“重写”，也体现了一种或可称之为“史料导向”的开放的、个性化的文学史观。 关键词：陈子善;现代文学史料;辑佚;考证;文学史观;“史料导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起步虽然与新文学进程基本步调一致，但其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新时期开始前，受到了相当大的制约。从研究对象上看，其规模在1949年后不断被压缩：“……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一次运动就砍掉一批作家作品，也就把范围缩紧一些，以致到十年浩劫期间就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鲁迅了。”？譹？訛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有限作家的论述侧重政治标准下的作品评价，忽视基于史料的文学史研究，“因此关于它（指新文学）的探讨，基本上属于同时代人的文学批评，很少把这作为一段已经过去了的文学历史进行系统考察的”，所以“自然也就谈不上重视史料工作了”？譺？訛。 经过40多年发展，“凡做研究，先以整理相关研究对象的完整史料为研究的基本前提”③，这一观点在学界已达成共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陈子善这代新时期后出现的学人的致力方向与学术成就，会发现他们分享了相似的学术环境，也各自承担了相应的历史任务。所谓相似的学术环境，便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家意志对学科影响的相对松动和淡化，“重写文学史”意识逐渐渗透到现代文学研究中，既有的主流文学史叙述模式发生改变——中心淡化、边缘凸显。所谓相应的历史任务，便是建设新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在“曾经被历史遗忘或者受到文学史家有意无意的冷落的作家”？譼？訛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同时，如何解释、消化这些作家作品，既需要新的理论范式，也需要更丰富规范的史料工作。在衔接唐弢、阿英等前代学者的奠基工作基础上，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料学逐渐成熟，陈子善的史料学研究自然也脱离不开这个环境与要求。陈子善现代文学研究的特色在于，在研究对象上，他相对同辈人较早涉足边缘作家作品;在研究方法上，他更乐于采取辑佚、考证、笺注等实证方法;在呈现方式上，他多使用“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唐弢语）相杂糅的书话、“识小”随笔等形式，少作阐释，多讲事实;在史学观念上，他更倾向带有掌故、笔记色彩的私史传统，力避各种宏大叙事，主张文学史不妨“另写”而无所谓“重写”——这可被视作一种学术取向上的“非中心”立场。本文试图从陈子善学术道路的形成和延伸、研究方法与学术文体的选择，以及贯彻于其现代文学研究实践中的文学史观三个方面，来阐释和理解这位学者的现代文学研究历程。 一、学术道路的起点、成熟和延伸 40多年来，陈子善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微观研究，对史料的钩沉考证构成其重心;他的研究对象从周氏兄弟到郁达夫，再到梁实秋、徐志摩等“新月派”文人，后来又延伸到张爱玲其人其作;无论是文学史视野的逐步拓展，还是研究方法的始终如一，都能够看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参与编纂注释1981年版《鲁迅全集》一事对他此后学术之路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该在大学求学的岁月，陈子善是在江西农村插队务农（1968—1974）。他在70年代初的江西乡下便撰写了一批有关鲁迅的文章并得以发表，这些文字的风格受时代风气影响，更多带有阐释性？譹？訛。1974年返城后不久，他便被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学习（1974—1976），毕业后留校在写作教研组任教。此后不久（1976年下半年）便参与到本校《鲁迅全集》的编纂注释工作中，并从此正式走上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可以说，陈子善早年对现代文学的兴趣有其自发性，较少受到1949年后学院风气的影响，而正是参与《鲁迅全集》注释的经历和训练，使他对新文学史料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从而将其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事业。 陈子善参与编纂注释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是鲁迅去世后问世的第三种《全集》？譺？訛，也是《全集》第二个有注释的版本。相对于1958年版《全集》10卷的规模，1981年版《鲁迅全集》达到16卷，除了增加《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两种，还恢复了《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原貌，将1938年来经辑佚、考订后的佚文编为《集外集拾遗补编》112篇及附录44篇;此外还编入当时已搜集到的全部书信1456封，并增收除1922年遗失部分外的1912年至1936年日记。最值得注意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