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初步探索.docxVIP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初步探索 ［摘 要］为实现民富国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成功与失误并存。产生失误的内部原因包括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没有将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区别开来；也没有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失误；内部原因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４４－０４ 为了完成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从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殖民地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任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为了完成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第二大历史任务，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找到了实现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在建立新中国后的继续发展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备孕育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初步探索时期。笔者对这一时期进行详细研究，着重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探索中产生失误的内部原因。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命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是相对于“第一次结合”而言的，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首倡者和初期的艰辛探索者。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这一命题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从国际背景上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由“冷战”走向“对话”，社会主义阵营由“同盟”走向“分裂”，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巨大发展，新科技革命萌发推进。从国内背景上看，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一个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崭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的党向执掌全国政权的党转变，中国社会发展主题由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转变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了实现民富国强，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确定向苏联学习的方针就成为历史之必然。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基本上效仿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和解答中国问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从苏联那里学习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经验“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２］。特别是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的复杂化，苏联模式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性任务。并进一步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同时，毛泽东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具体要求。他指出“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再结合上下工夫”。［３］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旨在找到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之路。 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初步探索轨迹 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发展状况为视角，可将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前提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５６）；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