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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进军政治舞台的路线图 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开了一个月后,落幕了。就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邓小平说了一段对后来整个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话:“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政策……” 转眼30多年过去了,如今“先富”的百万富豪已经数以千万计,并“影响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小平同志的预见,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感到欣慰了;但又让邓老爷子始料未及的是,这些富豪不仅在经济领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呼声和政治要求,寻求各种渠道进军政治舞台,把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激活,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政治与富豪的新联系,感受到了中国政治的新变化…… 富豪渴求政治权力 中国富豪的诞生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富豪产生途径的多元,他们的政治梦想理所当然也各有千秋。那些引领改革开放潮流并推动改革开放进程的“红色富豪”,其政治梦想整体上是积极的;那些在中国转型期坐在“权力盛宴”上“分菜打包”的“灰色”乃至“黑色富豪”,其政治梦想整体上是消极的;而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因缘际会“搭上车”的富豪,其政治梦想则是复杂的。 尽管已经形成的私有资本的政治影响力从总体上讲还相对较弱,但其进取性和生命力却比国有经济强大得多。他们早就感受到了政治权力的重要,也早已不满足于那种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于是便以各种方式对社会各个层面施加影响,渴望拥有一种身份的“归属感”,一种更为直接的政治诉求。 大家也许对2001年年初山西“姜健仲贿选事件”还记忆犹新。1998年,发了财并被当地百姓称为“有钱有势”的姜健仲已经是吉县某乡的党委书记了,却突然在吉县县政府换届选举时,被10名代表联名推选为副县长候选人并顺利当选,后被怀疑是“贿选”却“查无实据”而“没有追究下去”,于是姜健仲“捡”了个副县长。2001年1月,吉县人大补选县长。上级党委和与会代表看好的人选只有一个:代县长原学义。谁也没有料到,副县长姜健仲竟然瞄准了县长的位子,密谋“扶正”。他委派自己的两个部下,将分别装有500元的39个信封交给他们,要他们按照自己拟定的代表名单送出去,并嘱咐部下:“告诉代表,我是本县人,走不了,当副县长办不成的事,当了县长就可以办到。”结果由于有代表拒绝,事情很快败露。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件事情的是是非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将会打破中国政治权力的旧有格局,使富豪渴求政治权力的愿望成为现实。因为姜健仲只是一个未完全成功者,而在他之前或之后必然会有大量成功者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忽视富豪的存在,同时也需要富豪的参与。与姜健仲贿选相异成趣的是,更多地方的选举,根本不用姜健仲们的贿赂,选民或代表都会主动而又真心实意地把选票投给他们信任的富豪,而且相信他们的政治要求是合理的,也相信他们能够为人民办事。现在,在我们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政府官员中,就有不少戴着“红帽子”的富豪。这些“红帽子”富豪,一般都是不同领域不同范围内的名人名流,比起那些普通的代表、官员、委员来,往往更活跃,更显眼,也更有影响力,从而形成了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其中少数人还登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了新兴富裕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表。同时,在众多的社会团体中,也少不了富豪们热衷参与的身影,因为这些团体是他们联系党和政府的“纽带和桥梁”,通过这些“纽带和桥梁”,不仅可以锻炼他们的政治才能,而且可以逐步地向党和政府“靠拢”,逐渐地接近以至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从而使自己渴求政治权力的梦想得以实现。 然而,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除港澳台外,不管是“红帽子”富豪,还是渴求政治权力又有所作为的“准红帽子”富豪们,仍然唱的还是“配角”,处在从属地位。不过,随着富豪队伍的日益壮大,他们渴求政治权力的欲望也会更大更强烈,他们进军政治舞台的步伐也会更有力更有效。 我们千万不能据此妄下断语,认为富豪对政治权力的渴求是私欲膨胀,是政治野心;我们应当积极地看到,作为社会的一股中坚力量,这是富豪的进取心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他们的政治梦想和人生追求,即他们希望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执政大门向富豪次第放开 在中国,一个普遍的说法是:非公有经济占到了国民经济总值的30%左右,但它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却达到了70%左右;而拥有全国金融资产总额近40%的富豪,其人数又不足总人口的1%。 这个“说法”告诉我们:非公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而富豪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他们渴望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对政治的诉求,明白无误地摆在了党和政府的面前。 伴随非公有经济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