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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育公民社会为动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还不相适应。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也到了关键期。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如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政治动荡，丧失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则死路一条。政治体制改革正面临“进退两难困境”。如何破解这一困境呢？笔者认为，不仅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更要注重公民社会建设，夯实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一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维系原有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正在被打破，而新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体系却没有成熟，社会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必须作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的调整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架构。然而，在实现这种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治资源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权威因其不具外部制约或因社会失序而发生某种“回归”。从历史经验看，上述两个条件构成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相倚的两极：政治变革导致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普遍的失范；作为对这种失序的回应，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而这又使政治结构的转型胎死腹中。［1］14 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呢？笔者认为，构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才足以保证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与社会和谐，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稳步有序地推进。历史证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与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现代化必须在公民社会成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和巩固。在政治层面上，现代化的发展也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的过程。社会政治制度的任何有成效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正确地确定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事实证明，在公民社会不发达的状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多半会破坏现有的政治制度，造成混乱，结果我们得到的不会是向民主制度的过渡，而是摧毁我们的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革不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体制和机制的过程。要使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当权者就必须在原有合法性基础面临困境和挑战时，拓展新的合法性基础。其关键就是要使政治体制为人民所乐意接受，并且愿意做为使它持续下去所必须要做的事情。政府永久性的合法性必须有赖于人民在它遭到危险时随时准备为它而斗争。原苏联共产党为何在一夜之间丧失政权呢？俄罗斯政治学者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指出，苏联的“政权机关，虽然具有响亮的名称，具有它的外部标志，实际上不为人民所关注。全面异化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比如说，在一个美好的一天，假如这些苏维埃被解散的话，那时恐怕谁也不会对此去关心和注意”［2］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的主旨是要克服自主的个人同社会与国家的矛盾，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同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对立，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根本没有想到，后来人们会把这个公式理解和解释成要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以至个人与社会都被国家吞没了。另外一位俄罗斯政治学者也指出：“在这里，整个社会都是按照组织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的，或者说是适应了这些原则。如果不将这一情况作为理解苏联发生的事件的基础来考虑，那么，这个社会居然会迅速、灾难性的崩溃仍旧是令人费解的。国家机构的崩溃必然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自动崩溃，因为没有任何社会在国家机构体系之外存在过！”［3］21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在总结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指出：“在苏联还没有能够建立各种在机构上得到反映的政治、社会、职业和民族利益在其中有效地和建设性地相互协调的发达的公民社会之前，党和国家就从政治和社会中消失。正因为如此，国家也就崩溃了。”［2］1-2 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丧失和国家崩溃的教训是沉重的。J.S.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指出：“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既然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对任何政治制度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在任何程度上它们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各种可想望的品质——道德的和智力的，或者可以说，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品质。”［4］26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不仅仅是提高政府机器的运行能力和管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后的政府有利于促进人民的成长和品质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