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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科创体系发展的深度思考 最好的科创鼓励政策，要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度理解上。应该精准分析研发企业负责人和一线科研人员的深度需求，设计出实事求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鼓励长期核心创新的激励机制，并且公开透明，全社会集思广益，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 一、美国真实的科创体系 美国国力强大，实力雄厚，经济纵深大，所以，在科技创新方面它采用固本强基策略。政府主要是通过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基础研究的投资，提升基础研究能力，从而全面系统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保持可持续的内生创新能力。政府本身不强调直接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因为美国有完善的市场经济、发达的金融市场，所以市场的力量可以自行完成科研成果的转化。甚至很多科技原创发明在美国而最终在日本、欧盟等进行市场化转化，也就是说，美国对于R（Research，研究）的重视强过D（Experimental Development，试验发展）。相比之下，日本、新加坡在基础研发上的政府投入较小，其有限的政府投入资源主要是帮助企业实现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转化。 美国的科创体系布局之所以与他国不同，盖源于美国真正核心竞争力所带来的自信。美国动员全世界的科技力量为己所用的能力是其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美国不仅能够自己培养人才，还能够从全世界把最好的人挖过来;不仅能够挖已经成才的科学家，而且能把很多其他国家最优秀的“毛坯”拿过来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美国给优秀科技人才提供了长期的上升空间，包括各种头脑风暴、强大的研发条件以及优越的生活待遇，这些都是美国强悍的科技研发能力的根本保障。同时美国在R和D这两块都有强大的能力（尽管不一定直接部署），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纵深和梯队。从最基本的人才体系、基础研究到最前沿的应用型研究都有层次分明的分工。具体说来，高等教育体系负责人才梯队的培养建设;很多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和基金会比如NSF、NIH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等负责基础研究;很多企业界的联合攻关计划以及单个企业的研发部门则负责贴近市场的应用型研究。同时美国又把研发体系扩大到全球，利用其全球科研攻关总协调人的地位，在全球布局。比如说我们所关心的光刻机，竟然放在荷兰生产。但是荷兰的ASML不只是一个荷兰企业，其背后有美国及其盟国的强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系统集成，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科创体系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和物流等的整个供应链体系，实际上是把产学研用的各个环节高效有机地联成了整体，形成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利益共同体，从而在全球范围最大化地配置资源，协调合作，提升效率和规模经济。可以说，美国利用其全球霸权地位，结成了一张硕大无朋的蛛网，即全球科创体系利益共同体，美国就是蹲在网中心的蜘蛛。这张网如果有任何的破洞，它会第一时间修复;有任何网住的猎物，即新的研发突破，它会第一时间去享用。 美国作为全球科创利益共同体的总协调者，即所谓的带头大哥，为了让小弟们听话，设计了一整套激励机制，但是小弟们也分层次。随着苏联东欧体系的瓦解，美国体系实行（长期的）经济利益至上原则。凡是未来有可能挑战美国带头大哥地位的，哪怕是利益共同体中的核心成员，都会受到美国的忌惮。这既包括传统老牌大国英国、法国，也包括德国、日本甚至加拿大。美国其实并不真正地允许“系统的、核心的、可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出现在这些重要盟国中，这从美国近期的一些布局中即可看出。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有相当多的基础研究投入，但是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引起美国忌惮，这些系统的基础研究能力也受到了巨大限制，近30年已经大部分转变为应用型研究。但是同时，美国允许一些“坚定的但不重要的”盟国获取顶级但非系統的科技和加工能力，成为其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荷兰的ASML（光刻机器），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芯片代工），芬兰诺基亚（2G），韩国三星（3G），以及日本东芝、尼康（半导体器件）。这些获取了一定核心应用技术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美国利益共同体中的最坚定成员，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绝对不可能背离美国。而且，这些精心选择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是国内市场狭小，后续的基础研究和人才队伍不能自给自足，必须长期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科创利益共同体才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他们在政治、经济和长期的可持续性上都对美国有巨大的依赖，也基本上不可能背叛。反而是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美国有深深的忌惮，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对美国构成过重大的挑战，自身的经济体量和发展水平也有未来挑战美国的能力，至少是有利用自身地位进行讨价还价的可能。 以前有句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搞导弹不赚钱，卖茶叶蛋可以赚钱。但是一个国家需要算大账，不能光算小账，光卖茶叶蛋技术没法进步。所以，对于那些茶叶蛋，也就是基础研究已经做完、离市场很近的应用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