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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互助养老及其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推广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供给机制研究”（18CSH064）。 一、研究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银发浪潮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对于“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围绕着如何应对银发浪潮所带来的冲击，互助养老引起了专家、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注。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民政部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中则从发展城乡社区社会服务的角度提出：“发扬农村邻里相亲、守望相助传统，开展以生产互助、养老互助、救助互助等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社区互助活动和志愿服务，增强农村居民自我服务能力。”实际上，互助式养老在中国有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孟子·梁惠王上》就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包含着朴素的互助养老思想。互助养老早就蕴藏于中国乡土社会中，作为一种非正式福利制度在传统社会里发挥作用。近年来，一些学者和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围绕着互助养老的方式、主体和着力点等方面展开探索与讨论。 陈静、江海霞认为互助养老是实现老年人自我增能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是老年人间的互助行为模式和“互助-自助”養老观念的体现，也是以老年人邻里互助、亲友互助、社区志愿互助等为多种表现形式的基层社区养老体系。高和荣、张爱敏则提出乡村互助养老是建立在乡土互助文化基础上的家庭、邻里及村落成员之间的养老互助活动。吴香雪、杨宜勇提出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互助养老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交换和互惠的养老方式。张志熊、孙建娥的观点更为全面，他们认为广义上包括“老老互助”和“轻老互助”;狭义上主要指以家庭、社区、养老机构为活动载体而开展的以老助老新型养老方式。因此，老年人自身、家庭成员和社区志愿者是互助养老主体。养老方式的持续性是互助养老问题的关键。沈关宝指出互助养老是传统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它与集体、家庭及政府等养老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养老的主要方式。袁同成对古代义庄进行辩证思考得出了与沈关宝类似的结论，认为古代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是解决乡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干咏昕认为，我国民间互助养老形式包括血亲、宗族、宗教、姻缘、地缘及业缘养老互助等。吴香雪、杨宜勇则提出把老年互助养老模式归纳为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互助养老式、集中居住式、邻里互助式、家族邻里互助式、时间银行等六种，然而存在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等问题。王伟进梳理国内文献后发现目前在农村主要是肥乡互助幸福院及其翻版，在城市主要有结对组圈式、据点活动式和时间银行式三种。白志红、陈明君则通过佤族敬老宴的人类学研究，探讨了互惠型孝敬馈赠的文化逻辑。方静文则从互助精神和老年人之间的互助行为出发，指出以往研究框架仅停留在如何“养”老人的层面，而鲜少将老年人本身及其能动性纳入思考之中。 可见，目前的相关研究较为集中在发掘互助养老的文化层面，剖析在银发浪潮冲击下互助养老的独特作用，鲜有学者从孝文化在互助精神、互助行为和互助养老中的迭代创新运用进行论述。中华民族崇尚孝道，强调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传统社会养老的重要思想基础。积极开展孝亲敬老文化教育，创新孝文化传承机制，对于积极应对老龄化，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养老道路有积极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化蕴涵着许多社会保障制度的智慧，至今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互助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方面。互助是渗透于广西少数民族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已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步成熟完善，发展成为一整套健全的社会规范体系。前言6-7本文通过对广西西南部边境P市P社区的田野调查，试图从文化与文化自觉互动关系的视角探寻孝文化传承创新在西部民族地区互助养老中的运用模式，进而剖析其具有的特点及潜在的推广价值，并对完善目前西部民族地区乃至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思考。 二、“孝行天下”互助养老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广西西南部边境地区P市是中越边境上的一个小城市，就其经济发展程度而言仍处于一个农村乡土情境。据该市民政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底，该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人，约占总人口的12%，患慢性病老年人有9087人，占老年总人口的65.8%。可见，老龄化较为严重，老年人口结构异质性较强，对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长期以来，中国乡土社会依靠孝文化维系着养老的代际传递与良性循环。然而，社会的急剧转型和日益汹涌的银发浪潮严重动摇其运转的基础，使得孝文化功能失调。正如安德森所言：“未来几十年中国政策的一个未决因素是家庭团结能否有效补充可预计的最低福利保障。唯一的最大风险也许是，最需要救助的人很可能是那些最没有能力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