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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血战台儿庄》的幕后故事 打开文本图片集 1965年，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席间，周恩来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电影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1938年3月16日，日军第二集团军向山东滕县发动进攻，台儿庄战役就此拉开序幕。3月下旬，北路日军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外围展开激战。这时，守卫津浦线一带的是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奉命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当时，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从延安来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中将军衔。临赴徐州前，白崇禧邀周恩来到其寓所相谈，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他之所以萌生此念，是因为坐镇山西的阎锡山给了他很大启发。早在半年前，日军重兵压境，雁北13个县失守，八路军挺进敌后，有力支持了山西的抗战。周恩来为阎锡山分析形势：“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可是打下去，必然是日军一天天弱下去，我方一天天强大起来。”阎锡山颇受启发，遂请周恩来为他制订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胸有成竹的周恩来仅用一天时间就把作战计划写好了。阎锡山看后很是钦佩，连说：“写得这么好、这么快啊！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后来他对白崇禧赞道：“周恩来的确是个大人才！” 暴风雨之夜，身负国共合作使命的周恩来驱车准时赶到白崇禧处。两人促膝长谈，深入分析了目前战况。周恩来用坚定的眼神看着白崇禧说：“日军现在是调集精锐部队分进合击，这就需要我们避其锋芒，机动灵活地消灭它。我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张云逸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实施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牢牢地钳制住敌人，使它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的日军。而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这样，便可达到各个击破、出奇制胜的目的。” “周将军言之有理！”后来，在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过程中，白崇禧基本上遵循了周恩来提出的方针。 白崇禧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又派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的张爱萍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阻击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三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且孤军深入；二是徐州以北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又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提高广西军队在民众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威信。李宗仁一直在沉思，听到最后非常感动，表示周恩来的意见很好，并要张爱萍转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之意。 1938年3月24日，日军在空中火力支援下，向台儿庄发起猛攻，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4月3日，中国军队向进占台儿庄的日军发起反击，双方展开街垒战。4月6日晚，中国军队发起全线攻击。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分日军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共计1万余人。历时近半个月的台儿庄会战，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共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但台儿庄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1985年，适逢抗战胜利40周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银幕，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为之震撼。 史诗巨片《血战台儿庄》的上映，应该说是抗日影片在题材领域的一个突破。而这一突破，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 1984年12月11日，作曲家杨少毅任职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生产。他与文学部主任陈敦德意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坚持的路线，不仅仅是国家命运变化的新起点，也必然成为电影事业发展变化的新起点。所以，当陈敦德推荐《血战台儿庄》这个剧本时，杨少毅简直激动不已。 《血战台儿庄》的编剧是两位年轻人——田军利和费林军。剧本起初发表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却三年无人问津。1985年3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两位编剧，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随后，又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来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位集导演与摄影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由他担任摄影的《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他导演兼摄影的《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影片，都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85年5月初，田军利和费林军带着剧本第六稿来到南宁。最初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经陈敦德提议，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