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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七大国：环境外交之比较 环境问题演变为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环境外交的兴起。所谓环境外交，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指国家)运用谈判、交涉等外交方式，处理和调整环境领域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环境信息、人才、技术和资金的跨国合作；国际环境立法谈判；国际环境条约的履行；处理国际环境纠纷和冲突等。环境外交的另一层含义是，利用环境保护问题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战略意图。环境外交的实质是，各国通过外交手段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在世界有限的资源及环境容量中获得尽可能大的份额。 现代环境外交，肇始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快速发展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今天更是空前活跃，已完成从国际关系的边缘向中心转移的进程，成为国际外交的主流形态之一。以20XX以来为例，应对气候变化成为许多重大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G8+5对话会议、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变化专题辩论会、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主要经济体气候变化会议、东亚领导人峰会对话会、各种重要的双边会议(如中法、中英、中日、中澳首脑会晤)、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厘岛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曼谷会议以及最近的以“绿色亚洲”为题的20XX亚洲博鳌论坛，等等。随着环境外交高潮迭起、国际关系“绿色”日深，环境大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和影响。 所谓环境大国，主要是指那些在环境领域的作为或不作为都可能产生重要的区域或全球性环境影响的国家。世界上公认的环境大国有中国、美国、巴西、日本、印度、俄罗斯、德国等七国。由于全球环境形势主要是由上述环境七强所主宰，因此它们的环境外交政策格外受人关注。但是，迄今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对环境七大国环境外交的比较研究。拙文拟就七个环境大国环境外交之异同，作一个初步的比较。 一、七大国环境外交之异 正如自然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世界环境大国的环境外交也是风格各异，特色鲜明。 1．七大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作用大小，大致可分为四类：领导者、积极参与者、旁观者(搭便车)和拖后腿者。若用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对国际环境谈判的参与程度、环境履约的程度和对外环境援助的力度(这一指标主要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等四大指标对环境七大国进行考察，可以看出：目前世界环境领域并没有真正的领导者。相比之下，德国、日本处在前列，巴西、中国和印度居中，俄罗斯处于中后位置，美国位列最后。 德国是七大国中最激进的，有世界环境“准领袖”之称，其环境外交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国际环境谈判中具有较强的议程设定能力。冷战结束后，许多重要的国际环境谈判都是由欧盟推动的，比如气候变化谈判、生物安全谈判、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等。追根溯源，欧盟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其实就是德国。 第二，在国内和国际环境问题上往往先行一步，起到示范作用。德国的环境立法世界领先。德国已逐步建立起一套当今世界上最完善的、由8000多部法律构成的国家环境法律体系。20XX，修改后的《核能法》规定逐步放弃使用核能，震惊世界。德国的绿党政治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在OECD的环境评价中，德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环保的国家。在国际环境舞台上，德国常常提出最激进的目标，并且常常超额完成国际环境条约的义务。无论是酸雨问题、臭氧层保护还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都体现了德国的这一特点。 第三，在国际环境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这集中体现在当今最复杂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后，围绕《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可谓一波三折。在三个关键点上，即议定书的谈判如何开始，在20XX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何去何从，在俄罗斯犹豫不决的时候如何说服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德国都发挥了突出作用。 第四，积极签署国际环境公约。在这一领域，与其他环境大国相比，德国遥遥领先(参见表1)。 第五，在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DA)方面呈下降趋势，表现差强人意。1983年一1990年，德国ODA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一直在0.4％左右的高位上下浮动。1990年之后，ODA的比重从0.42％下降到了1998年最低时的0.26％，与其承诺的占国民收入0.7％的援助比例相差甚远。20XX，德国的援助总额只位居世界第五。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只能称作“准”领袖的原因之一。不过与美国和日本相比，德国却是做得最好的。以20XX为例，德国的ODA支出比例是0.28％，高于同期日本的0.20％，美国的0.15％。 总之，德国是推动当今世界环境保护的一支主要力量，但还难冠之以世界环境领袖的称号。要成为世界环境领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强烈的政治意愿、强大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