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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言的词学创作及其词学理想    　　乾隆五十九年( 1794) ，张惠言景山宫官学教习期满，例得引见，适逢母丧，故居丧读《礼》三年。同年，弟子崔景偁丧。次年，挚友陆以宁丧。嘉庆元年张惠言至歙，忆及十年前与王灼共游之事，慨叹物逝人衰，作《鄂不草堂图记》，言: 人生盛衰聚散大都如此，非偶然也。;［1］二年，母柩已葬，得江安甫、郑善长、金式玉、金应珹、金应珪诸徒相从，再加上弟弟翰风、外甥董士锡皆来歙县，一门融融，闲雅穆然，为三十七年中所未有。治学之余，二张携众弟子登高泛舟，优游于南陵山水之间，解说义理，吟咏性情。不数年，完成《周易虞氏义》、《虞氏易札》、《虞氏易释》、《周易郑荀义》、《易义别录》、《易纬略义》等书。 　　《词选》刊刻正是在这个颠连方定、《易》学已成的时期。时近中年，经历了仕途磨洗与亲人之丧后，张惠言不但在学术上确立了信心和地位，更能通达地看待余生所求。他所谓余于此时心最乐;，不仅在于董、江二生的好学，也不仅出于对经学教义的钻研谋求，而是山水间一片生意盎然与子侄辈的勃然生机合为一体，于此窥见了天地间生趣流转的妙意。张惠言本无编订词选之意，唯以治学之闲暇应金氏诸生所好而为，写作时间也只在这前后五年间，但他的词学观念在编定词选过程中逐渐清晰明了，初成体系。这主要表现在常州词论之祖的《词选序》，形诸于创作则为作于当年的《木兰花慢middot;杨花》。 　　《词选序》之作，用意乃在考其端、释其意而正其体。张惠言认为词以乐府采诗为端，以意内言外;为意，故当借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词之正体非徒倚声言情，而重在指发幽隐。众所周知，推宗导源和以古变今是明末以来每次词风变革的通用理路。基于对明代词风及其所表现之士风的不满，众派各自标举而颉颃抗衡，但事实上，不但一派之后学渐趋颓靡，宗主本人之好尚也难以前后一贯。张惠言认为，创作者在时代风尚的变异中作词，评论者又以自己的喜好作为评价尺度，自然不可能有稳定的标准，从而又导致了创作思想的混乱。正如金应珪《词选后序》所言，昔之选词者推其好尚，亦有优劣。然皆雅郑无别，朱紫同贯;［2］( P8)。张惠言试图以雅郑;代替好尚;来建立一种不为个人喜好和时代风气左右的评价尺度。 　　词只有八百年的历史，张惠言上推《诗经》是否过于迂阔? 这个问题应该放到由明入清的整段词史中去考查。有明之际，南宋末坊间词选《草堂诗余》广泛流行，至今尚有 33 种明刻本传世。此书所选多为五代北宋浮艳柔婉之作，于南宋词收录甚少。当时文坛常以《花间》、《草堂》并举，以花草;为浮艳柔婉词风的代名。清初浙西词派为了纠正明词芜陋淫哇的弊病，遂标举南宋之醇雅。阳羡词派最为推崇的也是《草堂诗余》所不收，并被明人看作变体的苏辛词。在这样的词史背景下，五代北宋已经被视为相反于南宋醇雅的陋俗风格，与张惠言标举的渊渊乎文有其质焉;的标准并不符合，想要以此来救浙西、阳羡之弊，就很难被词坛接受。 　　为解决这一问题，张惠言只能将词之源头再往前推，并借用许慎意内言外谓之词;的说法，强调词与《诗经》的源流关系。张惠言上溯《诗经》，不仅因其成书久远，更是看重这一经典文本在汉儒和宋儒渐次阐释之后具有的伦理价值。这是常州词派在推宗导源;上与其他词派显着的不同。在由《诗经》阐释学笼罩的儒家文学史叙述中，张惠言试图以深美闳约;替代跌荡靡丽;，将不稳定之文学观念与相对稳定之伦理观念对接。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张惠言仿朱熹《诗集传》之例，对温庭筠词作了评点阐发，于考其端、释其意、正其体;的过程中，为其词学观念奠定了坚固的地基。 　　依据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标准，《序》以温庭筠、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等五代两宋词人并重，选词又以豪放、婉约、清空三派并举，而茗柯七友;词心关切各不相同，张惠言引为同类，看重的乃是各种风格各种流派词作所共同表现的有寄托;的特质。寄托;在周济那里是指词人刻意嵌入的思想内核，在张惠言这里却是指有意无意渗入词作的人格理想或政治理想。这一理想无法通过单纯的技巧摩习来获得，能够符合的代不过数人，人不过数首;。张惠言词作传世不多，《茗柯文编》收录词稿一卷四十七首。计乾隆五十八年三十三岁时十九首、次年一首。是年十月丧母，其后两年无作。嘉庆二年编定词选，作十四首，次年无作。嘉庆四年三首，是年举进士，次年十首，次年至嘉庆七年六月病逝前无作。细读诸词，则知可分三类。一，追摹前人之习作; 二，未尝刻意摹习，而风格仍未出前人藩篱之作; 三，自成风格的成熟之作。其学词轨迹如下。 　　追摹前人之习作在全集中约占四分之一，如《菩萨蛮》鹧鸪飞上罗襦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