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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与救济:对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司法适用的反思
在《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第2款中,对审查起诉后决定提起公诉的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分别是:(1)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量刑建议;(2)量刑建议的内容包括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3)提起公诉时应该随案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赋予了检察院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重要的角色,提出量刑建议,表面上是其行使起诉权的重要体现,本质上则是求刑权,这种获得法律授权的“量刑建议权”,将构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37)从各地司法实践的数据显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检察机关对于量刑建议的被采纳率呈现出极为重视的态度,并视之为宣传的重点,①侧面印证了“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采纳率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该机关对公诉成功的强调延伸到量刑建议方面,这与该机关对高定罪率的重视几乎如出一辙” (160-161)的观点。本文通过选取北京地区从2017—202X年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的10个变更检察院提供的量刑建议典型案例作为样本,分析检察机关在其中对量刑建议权的适用,从而检察机关更好地提出量刑建议,献言献策。
一、 量刑建议被拒绝的裁判文书概况分析
本文对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案例的选取,以率先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北京地区为研究区域,通过在裁判文书网以“认罪认罚从宽”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从2017—202X年度,搜集了共计276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裁判文书,其中由高级人民法院适用的2件,中级人民法院适用的59件,基层人民法院适用215件。根据司法机关披露的数据显示,从试点开始到202X年8月31日,北京地区共审结认罪认罚案件*****件*****人,占同期全部一审刑事案件的65.7%,但是在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合格且不重复的仅有276件。在上述的276个裁判文书中,检方都提供了基于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而提出的量刑建议,而最终有10个裁判文书中的量刑建议未被采纳,占到了整体的3.6%,文中所述拒绝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裁判文书分别是:(2018)京0108刑初597号、(2018)京0119刑初67号、(2018)京02刑初65号、(2017)京02刑初135号、(2018)京0106刑初1086号、(2017)京0115刑初1627号、(2017)京0115刑初1664号、(2017)京0115刑初1555号、(2018)京0115刑初211号、(2018)京0115刑初85号。从而印证了检察机关定罪量刑的诉求、建议是否被采纳仍然需要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做出判决裁定的观点,详见表1。
通过上表中案例的对比,可以对法院拒绝检察院提供的量刑建议进行拒绝的状况及原因,其中蕴含一定的特点,能够为解释检方量刑建议的采纳和救济途径提供现实支撑,分别如下:
(一) 被拒量刑建议一般重于审判结果
在检方量刑建议被拒绝的情况下,法院的最终审判结果普遍要轻于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依据上表的对比显示,法院审判结果的区别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自由刑刑期减轻(8次)、自由刑刑种改变(3次)、资格刑减轻(1次)、自由刑刑期增加(1次),其中发生次数最多的是自由刑刑期減轻的情况,占到了总次数的80%,说明此种情况的发生多数是法院出于再次降低自由刑刑期的考量。从量刑幅度上来看,王某案降低667%~75%,朱某某案降低20%,李某某案由死刑降为12年有期徒刑,单某案降低333%~50%,常某案降低333%~60%,崔某某案降低167%~583%,孙某某案降低50%~75%,贺某某案降低125%~417%。综合来看,减刑幅度平均为4375%,达到了近50%。除此以外,伴随自由刑的减刑,检方提出的有关资格刑的量刑建议也随之减轻,有力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处的量刑幅度的变更,实际上是检方提供的量刑建议存在一定的缺陷所致,由此延伸至量刑建议的提出,其中缺乏值班律师等第三方的介入,导致量刑建议的制定有检方“一言堂”的潜在风险,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并最终为审判机关所否定,而程序正义的实现需要相关主体的有效参与,因此值班律师的角色不可或缺。
通过对量刑建议和审判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刑事审判环节中,从量刑建议阶段到最终裁判阶段,可能会出现影响量刑的新的积极变量因素从而影响最终的审判结果。但是通过对10个裁判文书的分析显示,囿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追求的效率因素,两个阶段之间的“窗口期”并无有效的新的积极变量因素予以介入。质言之,审判机关依旧是依照检方提供的相应的材料(如积极赔偿、取得谅解等)做出审判结果,但是在对旧有的影响量刑建议的变量因素的考虑上,适用了自身的思考并作出不同于检察机关的价值判断,对于某些积极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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