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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初卫所设置对贵州建省的影响 明代贵州建省是贵州地方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明初卫所的开设是贵州建省的基石，而屯田则是贵州建省并得以维持的经济基础。那么，卫所的设置对于贵州建省究竟怎样的关系呢?卫所的设置与调整，明政府对卫所的管理实践与贵州卫所本身的地方管理实践，二者作用与影响贵州这一省级政区的建设过程又是怎样的?以下就这些问题作简要的阐述。 一、明初西南战略与贵州卫所的开设 元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消灭南宋政权并不是从南到北、渡淮过江直接实现的，而是绕道川西走廊，消灭云南大理政权，在形成战略大迂回的弧形包抄之后完成的。在元朝建立的前夕，为了争取云贵高原上的西南各民族地方势力，蒙古统治者在该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允许西南各民族地方势力自治，并将这些招抚的地方头领按其势力的大小纳入中央王朝的官阶加以委任，要求他们遵循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在今贵州黔中的布依族地区设置了“八番顺元路军民蛮夷官”，八番之外的布依族和苗族地区设置了“管番民总管府”，彝族地区设置了“亦奚不薛”，在安顺和普安都设置了军民府，任用彝族首领统辖两地，在土家族地区设置了思州军民安抚司，在黔北设置了播州军民安抚司等。为了节制土司，还设置了普定、普安、乌撒三路，这些路均在贵州的西部，均为彝族土司地区，在元代均属于云南省统辖。 蒙古统一全国后，出于稳定据守云南的军事战略需要，决定在黔中腹地派遣常驻部队，确保从东向西横贯贵州全境的驿道畅通。虽然派驻的兵员仅区区三千余人，但外籍军人的长期驻守，却使原先并不为兵家所关注的黔中腹地，一跃而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进而形成了贵州各民族地方势力竞相靠拢的朝廷代理机构。建立在黔中的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事实上已成为湖南、四川、云南三省毗连的政治军事中心，辖地辽阔，思州、播州、亦奚不薛曾一度受其节制，逐渐形成了贵州省的雏形。明朝统一全国后，元蒙势力虽撤出中原但其残余势力仍盘踞云贵高原西北段地区，保持着袭占云南、重演弧形包围南宋的态势。明统治者在尚无力根除这种威胁时，不得不沿袭土司制度，在此基础上强化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设置卫所并最终建省，是明政府西南战略经营中的关键一环。贵州在西南战略中的枢纽地位，顾祖禹曾经有言： 常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几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有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据普安、鸟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而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澧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飙驰葭萌也。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襟吭，且为我所搤矣!所谓以攻则强矣!如是，而日贵州蕞尔之地也，其然乎哉! 欲长久控制西南，必先巩固云南；欲巩固云南，必先稳定贵州。因此，当傅友德、蓝玉、沐英率数十万大军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即令其务必消除贵州的不安定因素，若当地土司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设置卫所以控御土司，土司的逆顺与否，仍是关系到西南战略安危的关键。贵州特殊的战略地位与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等政区机构在当地的实践经验，决定了明政府也不会对这一地区漠然视之，而要开凿道路，屯军驻守，基于当地的族群与地方性政权组织结构现状而实施最大限度的军事控制，这就是明初贵州卫所设置的大背景。 二、卫所、土司与区域政治秩序 以控制云南为目的，为此而经营贵州，明政府作了两方面的努力：其一，设置卫所，组织屯田，最大限度解决滇黔驻防军队粮饷供给困难问题；其二，规范土司制度，维持中央与地方的正常统治秩序。这两个方面的举措共同实现明政府对处于湖广、四川与云南三省区交界地区，也即贵州地区的控制。 首先，贵州卫所作为一种军事、行政合一的地方管辖单位，其设置使贵州的政治形势发生极大的变化。卫所初设时，土司林立，流官控制区域有限，出现“环卫皆土司”的状况。随着卫所在川滇驿道、湘滇驿道开设渐多，形成了扼控交通要道，分割土司辖地的态势。由于卫所被明政府视为流官统治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司卫所的设置造成了贵州流官统治的格局，它与分隶各异的大小土司共同缔造出明初贵州“土流并治”行政格局。嗣后，明政府郡县其间，土司势力被逐步控制、削弱、改流，类似于内地的布政司府州县行政体系才在都司卫所的军事保障与建制基础上逐渐建立、扩展、加强和完善。 其次，规范土司制度，维持中央与地方的正常统治秩序。明代土司制度的完善，其主要表现有二：第一，土司的授置、升迁、承袭程序的严肃性和制度化明显增强，“承袭属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