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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与国家理论的重建 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是一直是政治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哈贝马斯关于国家的理论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重要部分。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已经过时,因此他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问题。这个重建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复兴、再生,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点加以分解,然后以新的形式整合起来。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通常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使用唯物史观这个理论范畴,这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同启迪学的要求相联系,试图用系统的意向去叙述历史,“但是,人们并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人们也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启迪学,而看作理论,即看作一种社会进化论。”138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哈贝马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基本观点,提出了交往行为的理论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并借助社会进化的历史理论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明国家的起源问题。 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沿着生产力发展的轴线来标划直线型进步,并采用辩证思维形式来把握生产力关系的发展。”168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论,只是把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只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人类社会的直线型进步。在他看来,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只是在技术和组织的层面上被理解,表现的只一种工具理性的行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这无法准确地把握人类的行为,无法准确地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他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作为生产力理论的补充,用交往合理性的行为来补充工具合理性的行为。交往理性就是内在于交往行为中的合理性,它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主体间的关系,从而不同于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体现为人类的技术、组织、生产,交往合理性体现为人类的道德、实践、规范。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在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两个方面进行的,是在技术、组织和规范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的,人类社会的“学习过程不仅是在技术性有用的知识范围内进行,而且也在道德——实践意识的范围内进行”168。可以说,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就是提出交往行为的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从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两个向度来说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从交往行为与工具行为两个向度出发,是哈贝马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点,也是其理解国家的起源和演变的根本点。 二、国家理论、国家的起源与晚期资本主义民族福利国家的合法化危机 社会整合的进程是哈贝马斯理解社会进化过程的重要基础,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整合的进程不再需要借助于血缘系统。社会整合可以由国家来实现”170作为社会整合组织形式的国家,它对于原始社会的亲族系统的取代,这种转换是建立在人类的道德——实践知识的基础上,它体现的是人类交往行为及其理性结构的扩展。关于国家形成的问题,历史的存在着许多理论,哈贝马斯主要的分析了五种具有影响力的国家起源理论。分别是取代论、分工论、不平等论、水利灌溉说、人口密度论。 哈贝马斯认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理论“都没有把血缘制度的控制能力无法解决的系统问题同能够解释社会整合变成一种新形式的进化的学习过程加以区别。只有借助于学习机制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少数社会能够找到解决它们在进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全部控制问题的办法,以及为什么它们恰恰找到了这种用国家组织来解决此类问题的办法”173。对此,哈贝马斯认为:第一,我们可以用认识的发展心理学思想把认识能力和行政能力的个体发生学分成几个阶段;第二,最初由各个社会成员或边远集团获得的学习能力,经过示范的学习过程进入社会的解释系统;第三,一个社会,只有当它能够解决向进化挑战的某些系统问题时,我们才能够谈这个社会的进化的学习过程;第四,一种新的组织原则的实施,就意味着社会整合达到一个新水平,这个新水平又使得现有的知识得到补充,或者产生新的技术组织知识,这就是生产力的一种提高和体制的复合性的一种扩大,因此,对社会进化来说,道德-实践意识领域中的学习过程,具有起搏器的功能。历史上的各种国家理论都只是从人类的工具理性去解释国家起源的。而他则认为国家的起源必须从人类的交往行为,从人类的道德、规范和实践的学习过程中去解释。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不平等,在既定的亲族系统的框架中不可解决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有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原则,来取代原有的亲族系统,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原则就是国家或者说就是一种政治秩序。“需要解释的现象乃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