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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是一个颇受关注的政治学概念。究竟什么是国家？是一个组织？是一套机构？还是某种形而上的共同体？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关于什么是国家引发众多学者研究讨论。综合来看，关于如何理解国家的概念主要有三种视角：第一种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视角。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社会存在三环节的一个环节。在三环节中，家庭是微观环节，是一种特殊利他主义的存在；市民社会是中观环节，是普遍利己主义的存在；国家是宏观环节，是普遍利他主义基础上的道德共同体。第二种视角是功能主义视角，认为国家是一套保持秩序与社会问题的机构。第三种视角是组织视角，认为国家是政府的机器，国家由各种政府机构组成。可见，长久以来，学者们对国家理论的讨论与研究抱有极大的热情。 80年代后，国际联系日趋频繁，全球化成为一种趋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如何实现有效治理？国家如何转型？诸如此类的观念使得国家更加成为一个被不断探讨的概念。同时，在此背景下，国家理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过度，如何在汲取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改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值得思索与研究。 一、什么是国家？ 保守估计，人类的历史已有几百万年，国家也存在了上千年，但国家成为政治学的重大议题却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国家的概念是政治现象分析和政治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在政治哲学视阈下，国家问题常常表现为：国家是什么？在政治科学视阈下，国家问题常常被扩展为：国家是如何组织并运转起来的？古代社会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能把对国家问题的思索从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严格和规范的国家概念也就无从谈起，一是因为国家本身从初生之时的萌芽状态成长为形象清晰的成熟形式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是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提供的政治经验限制了思想家理论思考的视野和能力。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在近代得以形成，而后在当代又历经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赋以新内涵、被行为主义政治学规避、被回归国家学派拾起等不同境遇。如何界定国家，学者们往往分歧大于共识，并多从唯心主义、功能主义和组织主义等视角解读它。马克思的国家概念保持了近代以来的思想传统，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范畴，国家既是功能性的统治工具，又是制度性的整体结构。 国家的要义不在于它存在于社会之中，而在于它立于社会之上。国家与社会并不相同，只是传统的国家观念混淆了二者。在概念上，将国家界定为单纯的依赖强力和享有主权的政治社会曾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共识。而后，葛兰西对国家概念赋予了市民社会的新内涵，超出了原先国家转指政治社会的意思。国家囊括了市民社会，政治权利在社会中铺展开来，国家精神溶解在熙攘的社会生活中。 国家既是政治社会的阶级统治机关，也是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传播机构，完整的国家应是二者的合一。沿着葛兰西的思想足迹，阿尔都塞首先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阿尔都塞指出，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机器：如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只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还有另外一部分，即由宗教、党派、家庭、学校、传播媒介、文艺事业等构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20世纪50—7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流。行为主义政治学注重经验分析的实证性研究，强调研究形式和手段的数量化、精确化，推崇技术主义的形式分析，因而普遍拒斥抽象的国家概念，在研究中常代之以“政治系统”。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历史的和哲学的方法进行深层次的政治文化和价值的研究，更加关注政治的社会责任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性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悄然兴起，国家的规范性研究重受青睐。但近百年来，对国家概念的解读始终没能逃出三个视角，即唯心主义视角、功能主义视角和组织主义视角。 首先来考察唯心主义视角，这需要从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谈起。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是西方理论界长期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黑格尔对这一问题有重大贡献。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从概念上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区别开，提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对立但从本质上依附于政治国家的概念。古希腊罗马时期，市民社会就曾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概念被提出来，然后在中世纪和近代自然法哲学家哪里，这个概念又被经常使用。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们曾从两种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18世纪以前，人们通常是在古典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用来指所谓相对于人类的自然状态或野蛮部落生活的人类文明状态。后来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才逐渐演变成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和制度。在此意义上，市民社会是相对于国家而独立存在的。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以唯心主义哲学为前提，在伦理这一环节又包含三个环节，分别是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家庭是以一种特殊的利他主义情形而存在；市民社会则以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