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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话语权论析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中，任何机构都无法同国家的重要性相比。对国家问题的过分注意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他重要政治因素的贬低”（P71）。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青睐国家问题，按照奥勒姆和李普塞特的观点，这缘于马克思首先是社会冲突论者。“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诸如阶级冲突的思想、诸如政治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原理”（P14），“把冲突视为政治学研究主要旨趣的最雄辩的发言人是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复杂的社会，或者以不断的冲突为特征（即使受到压制），或者以保持共识为特征，但不能两者兼而有之”（P4）。马克思时代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爆发的生产潜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对抗的加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国家在保障利益剥削与稳定社会秩序上的显著功效。马克思认为，建立在社会冲突之上的国家与社会形态的生产体系和阶级结构保持着直接的联系。马克思逝世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始终浸淫于政治经济学（国家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政治社会学（国家是由统治阶级掌控的暴力工具）的话语窠臼之中，加之忽视基于现代政治的经验观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实践所施展的意识形态性，后马克思时代的国家理论研究一度陷于停滞之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反思性批判，从而为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并探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话语权问题带来了契机。 一、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国际语境 由于系统化理论建构的缺失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滥用无产阶级专政，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鲜有令人刮目的进展，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淹没于厚重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解释传统之中；战后斯大林主义的终结、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实践的成功以及西方左翼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的逐渐加大，重新唤起了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兴趣（P310）。 普兰查斯和密里本德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性出发来修正马克思的阶级国家观：国家保持了相对的自主性，被资产阶级占有的国家却非资产阶级所能任意操控，国家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满足被统治阶级利益的现象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除了固守国家是服务统治阶级的工具和国家具有独立于社会的寄生性、掠夺性这两种论点之外，还叙述了一种不含统治因素和阶级内容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国家：“国家负担整个社会”，亦即“关心整个社会、管理市民社会的国家，这种国家甚至给市民社会带来好处”（P140）。在致力于综合和融汇诸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杰索普建构了新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事实上可以作为策略的场所、生产者和产物来分析”（P260）。作为社会关系的黏合要素，国家是融合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一个复杂的制度整体，国家提供了积累策略、政治策略和领导权策略之间冲突、整合与生成的制度平台，国家的形态、性质和功能等最终是由资本逻辑、阶级力量和意识形态话语共同塑就的。 在检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解释传统过程中，并非仅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重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学术任务。“关于马克思的国家概念及其国家分析的模型、性质和问题域，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着各自非常迥异的解读与阐释”（P910）。 在《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中，帕特里克·邓利维和布伦登·奥利里逐次研讨了多元主义、新右派、精英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新多元主义的国家理论，并总结了五种国家理论内部分别用以描绘国家运行态势的三种形象：“傀儡者形象”、“护卫者形象”和“党派形象”；其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应这三种国家形象的又是三种模型：“工具主义模型”、“功能主义模型”和“仲裁者国家模型”。按照邓利维和奥利里的观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国家描述为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已给出了工具主义模型这一广为人知和最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解释：国家是被公民社会中的某一集团从外部控制的消极机构，统治集团根据自身的阶级利益导向来规划国家权力的行使；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开始提出了不同于工具主义的仲裁人国家模型：统治阶级与国家的直接统一性被打破，国家权力摆脱了统治阶级的单向控制而改由行政官僚自主运用，而作为具备自主意志和利益诉求的社会行动者的一员，国家也可能不惜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而去追逐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的功能主义模型出现于《资本论》之中，国家是复杂劳动分工情势下各种社会组织的一种协调方式，功能主义视域中的护卫者国家作为体系化的制度力量需要消化群体矛盾与社会问题向国家施加的政治压力，政府机构改革和公共政策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