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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合作治理：对西方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打开文本图片集 治理路径与治理模式一直是西方治理理论关注的两大核心议题。对于治理路径而言，围绕国家、市场和社会在治理中孰主孰次、孰重孰轻的问题，产生了国家中心主义、市场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三条分歧的路径。对于治理模式而言，从20世纪末开始，相继出现了市场化治理、社会治理、多中心治理、网络治理等多种治理模式。然而，西方学术界在积累两大议题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于治理路径与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从而难以让人深刻理解西方治理模式不断产出的内在机理。 与此同时，由于模式代表了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标准模板和核心知识体系，可以在其它地方通过“模式共享”来设计解决大量重复性问题，因此，国内一些学者往往热衷于将西方治理模式引介到中国，甚至不惜背离或消解某些治理模式的文本话语或指征，在立场上对它们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强制阐释”。而与此相反，大部分国内学者对治理理论产生了“话语权”缺失的焦虑，开始尝试本土化理论建构以突破西方理论的挤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和反思。 一是对西方治理模式的本土化往往在较低层面展开。即以西方治理模式的思路脉络为根据，对原典文句、篇章和思想进行理解和诠释，目的在于尽可能呈现原作者的本意。这种方式强调中国的治理要不断满足原有理论预设，导致西方治理模式以独霸天下的姿态支配了中国治理研究的格局和思维方式。二是在西方治理模式的本土化过程中，中国充当了不同的“隐喻”。这种方式以建立、表达、论述自己的观点为目标，认为西方治理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概因其总体上并不存在成熟的多元治理主体，现存的党政一元化政治结构将长期制约着多元主体的独立成长。总体来看，上述研究代表了两种倾向：面向文本与历史的理论诠释，以及面向当下和现实的理论排斥。前者导致中国的治理模式研究无法进行独立的批判式思考，缺少中国特色;后者则很难与西方理论展开广泛而有效地对话，压缩了中国本土理论成长的空间和势能。 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中国不能迷失于众多西方治理模式之中，因为模式是形式抽象的产物，治理模式在形式合理性发展的同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中间也应能准确和有效地连接，否则，治理模式的形式化数量和水平越高，就越会损失其实质。中国也不能因为特殊性而人为设置中西方理论研究的对话障碍，因为西方治理模式的知识遗产为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供甄别的解释。具体而言，中国本土治理模式的建构应既体现中国特色，又能与众多西方治理理论展开有效对话，切实提升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权”。 一、西方范式下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路径的分歧 围绕国家、市场和社会在治理中孰主孰次、孰重孰轻的问题，西方国家产生了国家中心主义、市场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三条分歧的治理路径（见表1）。 国家中心论对国家职能空洞化提出质疑，认为治理虽然强调去国家化，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需要依赖政府权威和资源，是所谓“无政府的治理”。国家中心论有三种表现。一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权主义，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关系，社会的作用被认为可大可小、可有可无;（p20）二是国家嵌入社会，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冲突、适应及创造，以及相互增权的可能性;（pp131～138）三是国家主导社会，认为虽然很多國家在适当范围内限制国家权力，慢慢允许一些独立团体和个人成立组织，但依然是在国家主导的前提下，是作为国家治理机器支持其统治的联盟。 市场中心论强调市场在多层次、多中心治理网络中弥补政府职能失灵的关键作用，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公共部门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市场中心论有三大要素。一是根植于管理主义或新泰勒主义的理念;二是效法私营部门企业的管理实务和技术;三是企图将官僚的、权威式的作风及消极性民主的政体转换成有效率的、回应性的及顾客导向的新治理典范。（p20）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政府再造和转型、摒弃官僚制、政府瘦身、民营化等理念，成为推进市场化治理的关键技术或方式。 社会中心论对国家持消极态度，强调以公共协商的民主共识作为决策基础，构建平等而主动的公民参与网络，反映了权力从国家转移至社会的趋势。洛克认为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只有工具身份。斯密以“看不见的手”为“社会外在于国家”注入了实质性内容。潘恩则坚信没有国家的干预，社会可以自行克服冲突与动荡，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p599）托克维尔对这一路径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以社会制约权力”，充分发挥“社会的独立之眼”对抵抗国家权力的屏障作用。（p67） 二、治理路径分歧逻辑下西方治理模式的碎片化 （一）西方治理模式的生产机制 明确了治理实现的三条路径，就能够由表及里地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