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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琼：东方神韵与哲理思考的探求 一九七二年生，湖北浠水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二○○二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一百余篇，著有《“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曾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余项科研奖励。 盛 琼 一九六八年生，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已在各类文学期刊发表小说、随笔两百多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我的东方》、《杨花之痛》、《小街西施》等，中短篇小说《苏醒》、《像植物一样活》、《我的叔叔余乐》、《二女》等，随笔集《舍弃的智慧》及纪实性作品《孩子，我要你快乐》。作品曾入选多种文学选本及各类文学选刊。获广东省新人新作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 周新民：您出生在安徽安庆，那是一个文化名人辈出的地方，您觉得安庆这块土地给予您哪些文化启迪？ 盛 琼：安庆是我的故乡，也是我情感和记忆的出发点。她是座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人情浓郁的城市，那里蕴藏着传统东方智慧的一切元素：比如儒家的伦理道德，佛家的超脱禅意，道家的玄虚神鬼。当然，那里的日常生活，还是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主导价值观的，天地君亲师那一套传统的规矩和道德，渗透到生活的细枝末节。这样的城市，自足而保守，富有人情，又有些故步自封。那里的人特别讲究礼节，长幼之序、内外之别、节日习俗、人情往来等等，长久地保存着一些农耕文明和诗书礼仪的风貌。 另外，安庆还是个文风特别昌盛的地方，远的就不说了，像清朝的散文大家桐城派（桐城为安庆市下辖的一个县），近代的陈独秀、朱光潜、赵朴初等，还有现代的诗人海子、陈先发等。安庆可以说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出自安庆的才子、才女实在太多了，但安庆文人的性格大多保守封闭，不尚交际，远离热闹，有陶潜之风，所以很多人的文才实际上是给埋没了，没有多少人知道而已，有一种天知地知、自生自灭的感觉。如果他们能走出去，那么取得的成就会更大。不过，文人嘛，远离一些世俗的风光和诱惑，保持一种本性的纯真和羞涩，未免不是一件好事。他们的淡泊和超脱，拘谨和腼腆，让我知道，那是一种真正的文人。 其实，我出生在合肥市。我两岁多的时候，随父母工作调动，从合肥来到了安庆。因为年幼，我对合肥没什么印象，而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绝大多数的亲戚，也都住在安庆市。所以，安庆虽不是我的出生地，却是我真正的故乡，是我情感的出发地，也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在安庆度过了整个的童年和少年，后来在上海的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了四年本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安庆电视台做责任编辑和记者。也就是说，我在安庆待了人生最初的二十余年。虽然身在其中时，我也为她的保守、封闭而感到过压抑，甚至曾经为她浓郁的人情往来而感到过窒息，但离开得越久，我对她的理解和情感也就越深。 现在，安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具象的“根”，她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挖掘其中的人和事，你就能对地道的中国和中国人，有深刻的认识。那是一种夹杂着爱与怨、喜与悲的复杂情感。我的不少小说，比如长篇小说《我的东方》、《小街西施》，中篇小说《我的叔叔余乐》、《快乐像阳光般荡漾》等，就直接取材于安庆，取材于我童年少年时期一些模糊的记忆。 周新民：您先在安庆上学工作，后来又到珠海、深圳、广州工作，您觉得内陆安庆与沿海等开放城市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怎样的？ 盛 琼：安庆是座比较固化封闭的城市，承接着历史和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但束缚也多。人们遵守秩序，推崇传统，很难有创新意识和想象力，因地处内陆，生活节奏慢，眼界也不够开阔。加上安庆历来是鱼米之乡，日常生活富足，住在这里的人，往往既自得自满，又在内心里夹杂着自卑，既向往外面的世界，又舍不得放弃眼前有滋有味的小日子。可以说，安庆是一个过小日子的城市，而不是一个成就事业的地方。 而那些沿海开放城市，有很多的外来人口，带来多元、芜杂、蓬勃、变动、包容、新鲜的气息。生活在这里的人，会感觉呼吸更自由，选择更自如。这些外来人口都抛弃了过去，奔着未来而来，行色匆匆，人情淡漠，但有活力，有创新精神，资讯发达，积极进取。这些城市是能够追求梦想、实现梦想、上演传奇的地方。当然，在这些沿海城市里，也住着不少的本地人口，他们一般生活殷实，注重生活质量，并且早就习惯了商业社会规则，对外地人比较包容，与海外多有亲友关系，眼界宽广，和外地人能友好相处。 两者的文化差异有点像民族乐和流行乐的差别，又有点像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别。 周新民：您出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父母给您的文学道路以什么样的影响？记忆中的童年您是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