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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市场化现象及应对措施 一、市场化的必要性 对于整个出版业而言，“读者是图书产品的最终消费者，读者的需求和规模最终决定着图书市场的大小和图书的生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永远都是图书市场的第一构成要素。”1 翻译出版同样如此，要注重读者的接受性与市场化。事实证明，具有接受性的译本更容易获得市场。傅东华的译本《飘》在中国闻名遐迩，其中汉语化的人名“郝思嘉”“白瑞德”早已深入人心。他在翻译时，碰到原作中的外国人名地名，都把它们中国化了；碰到使读者厌倦、 跟情节发展没多大关系的描写，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 2 傅译吸引了广大的中国读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反之，《译文》的停刊也给我们相对应的启示。由鲁迅和茅盾发起的上海《译文》杂志在 2008 年年末悄然停刊，这当然和文学气候和文学翻译的每况愈下相关。不过，《译文》停刊的部分原因在于没能适应市场化的趋势，没有对读者进行相对应的定位。杂志的内容太高端，普通读者难以读懂。 翻译出版业被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推向激烈竞争的商品市场。市场反映消费者的需要，出版者只有出版读者需要的图书，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文学翻译走下坡路的时候，文学翻译者译介外国作品时更要有针对性，更要适应读者市场的需求。 3 二、市场化中引发的问题 有读者才能有市场、有效益，但是一味地、盲目地迎合读者、追求市场化，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问题。“最能带来利润的是大众化娱乐性的消费出版物，这类出版物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4 翻译出版的市场化导向对文学翻译带来了不良影响。“因为市场原因，翻译出版的更多的是通俗文学作品而不是纯文学作品。 使很多译者深感遗憾的是，‘市场化’对文学作品的选题和翻译、出版质量都有负面影响 ”5 进入 21 世纪后，“外国文学”的概念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畅销书”概念的崛起，《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等通俗读物受到追捧，书中所具备的娱乐本质，似乎才是这个时代主流的阅读需求。 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同一作品不同出版社扎堆出版以及多人多版本翻译的状况，成为普遍现象。文学翻译中，不译、误译、漏译的情况也司空见惯。刘习良追忆说：“如今，有些翻译人员为了抢译畅销书，不惜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分段翻译，又不安排人做统稿工作。结果是人名、地名各有各的译法，文字风格千差万别。 6 为了迎合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对原文进行改译、节译、编译、转译、改编等。无可否认，经过削足适履的译本可能在市场上更受欢迎。但是对原著不负责任的随意改动，在某种水准上说，与其说是为了读者接受，不如说是为了直接的某种商业目的。对原文随意改造，对作品原有效果随意施加，有意营造某种效果，用廉价的愉悦来感染读者，这类译作没有艺术价值，阅后即扔。 与此同时，出版社一味追求市场效益，只出版一些所谓的畅销书，而忽视出版精品书或短期收效微薄的书，可能拒绝对真正的经典作品的译介。读者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读者对译本会有不同的需求。单一的翻译出版市场不能满足所有读者的需求。 三、问题的应对策略 翻译出版业需要宏观上的调控，要建立良好的图书管理机制。出版物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不能单纯地用一个利润指标衡量。翻译出版要注重长远规划与长期效果。成立专门的翻译评价机构，鉴定与评价翻译作品，规范与监督翻译图书市场。大力增强翻译批评，建 立和健全良性竞争机制。“翻译批评者应该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把我们的出版界、翻译界和读者沟通起来。”7 增强对翻译与编辑工作人员的教育，特别是职业道德的教育。有些翻译与出版从业人员缺乏治学、治书的应有的指导思想和严肃的工作作风与态度，这是出现出版译品总体质量滑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强化翻译出版队伍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任务。 翻译出版需要制定相对应的规范，不同的译本需要相对应的界定。译界一直在呼唤科学的理论和井然的秩序，其实译者不必为翻译在（以源语为依据的）“等值”和（以目的语为依据的）“接受”这两极之间何去何从而徒费心思。不妨根据市场读者需要，直接界定两种翻译：充分性翻译和接受性翻译。作者这里所说的接受性翻译，就是译者以读者接受市场为导向，可以在翻译中夹杂自己的个人情感，对原作进行某种水准地主观性改写；是译者以原作为主，以再现原作艺术价值为导向，本着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原则，尽可能达到与原作等值。总之，鉴于充分性翻译和接受性翻译都有存有的理由和市场，翻译出版界应该建立规范，译作出版时要注明是接受性还是充分性翻译文学作品。当然，相对应的译文评判机构与评判标准也会应运而生。 文学翻译的接受性、市场化要有一定的限度与规范。译者和编者一定要紧抓翻译质量，拒绝哗众取宠的低劣之作。文学翻译本身是一件艺术品，要具有艺术成品的艺术性；也就是说，文学翻译作品首先要是翻译文学作品。霍克斯的《石头记》虽然未能最大限度地译出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