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淞滨琐话》的艺术新创.docxVIP

王韬《淞滨琐话》的艺术新创 一.情节或者人物形象的创新 恩格斯曾说过：“情节大致相同的同样的题材，在海涅的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极辛辣的讽刺；而在倍克那里仅仅成了对于把自己和无力地沉溺于幻想的青年人看做同一个人的诗人本身的讽刺”，“前者以自己的大胆激起了市民的愤怒，后者则因自己和市民意气相投而使市民感到慰藉。” 我们不应因仿作在某一故事情节或者人物形象与某书相似，而把仿作看做是低劣的或者没有价值的作品。笔者认为，作家的受教育和阅读经历使得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之前文学作品的影响而存在，文学理论上称之为“母题”。任何仿作品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上作者生活大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印记，王韬在创作另一部文言小说《淞隐漫录》时就彰显了创作时自己主观情感的作用：“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阵绝峤，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不仅如此，作者还会并结合自己的思维和当下读者的阅读趣味进行创作性地发挥，尤其是到了《淞滨琐话》产生的时代。媒体开始盛行，作家不得不以读者为中心，再根据读者的反馈进行新的创作，这样才能迎合市场的需求，这些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谈到。 《淞滨琐话》中塑造出一些全新的女性形象，寄托着作者改良主义的新思想。《金玉蟾》写名妓金玉蟾出巨资为丈夫谋取官职，她如此做的理由是：“况今当国家求才孔亟之时，何不出而霖雨苍生，以一展其抱负哉？”她巾帼不让须眉的胸襟和气度，让男子为之汗颜，她还说居官之道在于“除莠安良”。当生在官场遭遇不测时，她能巧妙地周旋期间，使生转危为安。见宦海风波之后，她又及时地劝生急流勇退。这一政治形象的塑造，寄托了作者的改良主义理想。《杨莲史》中塑造了全新的女科学家钱月娇。钱月娇从父习算学，颇有所悟。一日，对父亲说：“吾于此别有会心。昔日墨翟能造飞鸢，武侯能作流马，无非以算法通之于制器。若但能测日月之运旋，纪星辰之转移，不得谓诣之至也。”由此可见其志向和创新意识。她做的木人，当客人来时，能“启闭门户，陈送茗酒”，且“美丽异常，不知者误以为真”。此外，她用来防贼的方法也很出奇，如果贼从户入，那么脚就会落入她设置的木匣中，不能拔出；如果贼从檐下入，就会触到她藏在檐际的铁网，被铁网卷入半空中。“宵小入其家，无有不获者，以是相戒莫敢犯”。“这些具有新思想的新人物正是作者希冀的改良者。” 此外，《淞滨琐话》中的狐鬼开始自觉地遵从人类的道德规范。《杨莲史》中，杨生和狐女结合后，“眷恋甚至。女亦婉妾笃至，形影弗离，鸾皇之和鸣云露，翡翠之嬉戏兰苕，弗是过也。”然当狐女知道杨生有前妻，并得知生与前妻感情甚好且无比思念时，便毫无保留地向他讲述了其妻对杨生的思念之情，更触动了杨生的归家之心。狐女虽心中极为不舍，但还是劝杨生归家，她和杨生商定好生归家事宜后，“是夕，女珠泪琳琅，玉容惨淡，坐以达旦”，坚强地忍受着离别之苦，表现出狐女对人世间夫妻之情的尊重。杜艳红在谈及《淞滨琐话》在对狐鬼形象的重塑时说：“人狐恋是《聊斋》中异类婚恋中的一大范式，其中的狐女往往认同自身的女性角色，努力使自己符合人世的道德规范，扮演着贤妻、良母、孝媳的社会角色。然而在王韬笔下，人与情狐的情爱被演绎为狐对人类道德规范的遵从。” 二.体例上的创新 “如果我们单说作为某一小说的基础的事件本身，这就是这一小说的材料。如果我们谈到这一材料的各个部分以某种顺序、某种安排呈现给读者，即如何叙述这一事件，这就是这一作品的形式。”《淞隐漫录》、《淞滨琐话》较之以往的创作，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从二者的成书说起，上海申报馆对王韬三部文言小说（包括《遁窟谰言》）的形成，有着直接的推波助澜作用。申报馆由王韬友人美查（尊文阁主人）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当时王韬在香港主办循环日报，二人常有往来。1884年王韬回上海后，已作成的《遁窟谰言》应美查搜集小说而出版，接着，美查继续邀请他生产新作。王韬在《淞隐漫录·自序》中说：“今也倦游知返，小住春申浦上……穷而将死，岂复有心于游戏之言哉？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于是酒阑茗罢， 炉畔灯唇，辄复伸纸命笔，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每脱稿，即令小胥缮写别纸。尊闻阁主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于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将陆续成书十有二卷，而名之曰《淞隐漫录》。” 由此可见，王韬此次的小说创作与以往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应他人之邀而作，二是边创作边刊登。与传统文言小说的创作相比，媒体的出现使得每篇作品会在第一时间与读者见面，并把读者的感受反馈给作者，作者也会不自觉的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当作者在创作中开始适应通过媒体与读者交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