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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碧泉万历十年刻《文选纂注》评述 自元末明初刘履 《选诗补注》 产生后至万历初年这一漫长的 历史时期内，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有多种《文选》版本 刻印流传。 但当唐诗、 唐宋文及戏曲等的评点都已成一定规模之 时，《文选》却一直未能引起批评界的更多注意。打破这种沉寂 局面的是万历十年福建建阳书商余碧泉所刻 《文选纂注》评本（ 以 下简称余本 ） 。余碧泉于万历二十四年又刻有 《文选纂注评苑》 （以 下简称《评苑》 ） ，而后，万历二十八年题为郑维岳增补、李光 缙评释的《鼎雕增补单篇评释昭明文选》 （ 以下简称《鼎雕》 ） 出现，万历二十九年标名恽绍龙辑评的《文选纂注评林》 （ 以下 简称《评林》 ） 刊行。这三种著作实都由余本衍生而来，皆以余 本为底本，眉端所镌评语多与余本重复，它们共同形成了《文选 纂注》系列评本。同时，与后三种《文选纂注》评本前后相间还 出现了数种由单个文人完成的《文选》评点著作。可以看出，只 有当余本出现后，《文选》评点才进入了一个连续性的发展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余本的出现，才真正召唤了《文选》评点时代 的到来。后出的《评林》、《评苑》虽远比余本流传更广，在士 子中影响也更大，但余本在《文选》评点史上的特殊地位却是无 可替代的，且它今世罕存，实有发覆的必要。 张凤翼《文选纂注》初刻于万历八年，它因袭六臣注而删繁 就简，杂采旧注而不注明出处， 正满足了当时追求通俗简易的一 般士子的需求。又因刻印精良，行世不久便大兴，翻刻、重订之 本层出不穷，余本是其中较早的一种。 余本与原刻的最大不同即是眉栏汇列多家评语， 这也使得它 成为万历年间首部 《文选》评点著作。 它以《文选纂注》 为底本， 读者对象十分明确， 那就是一般士子及初学者。 余本正文行格同 于万历八年初刻之《文选纂注》，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 字双行，行亦二十二字，白口，版心刻“文选卷之几”。只是远 较初刻粗糙，取消了原刊所有文体分类名称，如首页“两都赋 序”上即不像原刻那样有小字“赋”字； 一些文字也简化了， 如 “萧”作“萧”、“？”作“ ？”、 “？八”作“继”等。究其原因， 或是书商出于成本的考虑，或是刻工偷懒所致，所以比《文选纂 注》原刻更趋功利，所镌评点则更显其商业目的。 一、评语冒用名人的商业操作模式 与原刻不同，余本眉栏镌每行四字之评。评语数量颇多，特 别是赋部分，几乎挤满眉端，每条皆标评者名氏。据统计，全书 共出现了十三位评点者：刘辰翁、王守仁、李梦阳、何孟春、何 景明、杨慎、唐顺之、王慎中、王维祯、李攀龙、王世贞、吴国 伦、汪道昆， 皆属声名显赫之辈。 但事实上， 这些评语刻印粗糙， 错讹百出，乃冒名伪造，是书商藉以营利的一种商业操作手段。 有实证可查的是一些本是六臣注释的内容却被贯以十三人 之名，即如全书第一条评语：“汪道昆日：诸引文证，皆举先以 明后，二个作者必有所祖述，他皆”，句子本身就不完整，且第 三句不知所云。 实际上这是李善注的第一条注例， 却被赫然标为 “汪道昆日”， 且误“以示”为“二个”， 后又缺了“类此”二 字。另外，《两都赋》眉端还有这样两条评语：“刘辰翁曰：时 汉都洛阳，故东称主，西称宾”；“唐顺之曰：天子无父兄，能 善事三老亦为孝友矣”。实际分别是吕延济注和李周翰注。 六臣外，余本还利用了他贤之论，而标以十三人之名。最明 显的例子就是出现于 《离骚》眉端的一段评语： “陈尧舜之耿介， 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 ……固知《楚辞》者，体变于三代， 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这是我们非 常熟悉的刘勰《文心雕龙 ?辨骚》中的一段话，但在余本中竟被 赫然标为“王世贞曰”。 上举诸例提示着我们对余本评语来源的可靠性发生怀疑， 然 而这些都还只是个案，虽可作为推断余本评语作伪的有力证据， 但却无法就此得出它们全部是冒名的结论。 我们可以尝试从其他 方面作进一步的证明。 在余本中还出现了一些常识性错误。 吴质《答魏太子笺》 “昔 侍左右，厕坐众贤……并骋材力，效节明主”一段，是针对曹丕 《与吴质书》“昔日游处，行则连舆……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 保”一段而发。余本于前者有这样的评论：“唐顺之曰：此不满 植之所称应、徐诸子，而自以保身敕行为戒，其谦抑中颇有规谏 意。”此篇明确题名“答魏太子笺”， 标为“唐顺之曰”的评语 却称是针对“植”作而发，至少评点者或未仔细阅读文章题目， 或看了题目， 却历史知识贫乏， 认为魏太子是曹植， 或记忆失误， 认为上文所引后一段文字出自曹植。 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勿论 唐顺之，即便是一个普通读书人，也不可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是，这或许是刻工所致。我们并不排除这 种可能，但出现于《文赋》眉端的一条评语却使这种可能性大大 减小。《文赋》末段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