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中的社会治理困境与民生需求满足.docx

城中村改造中的社会治理困境与民生需求满足 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双引擎作用下，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进入城市。 高速发展的城镇化造成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 城中村 就是诸多不平衡发展的形式之一， 成了城市中的“补丁”。 对城 中村的改造，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进行的城镇化探索。 城中村从字面理解即为“城市中的乡村”， 其实这种理解大 致上是不错的， 只不过这里的“村”并非我们普遍意义上理解的 村，许多学者对其进行过理论上的定义。比如，李钊（ 2001）认 为城中村就是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 城市将一些距新旧城区较 近的村庄纳入城市建设用地内，这些村庄就是城中村；李培林 （2002）认为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和村落之间的混合社区； 李诚（ 2005）认为，城中村不仅是空间概念， 更是社会经济概念， 它是指在城市建成区内所保留的社会结构、 经济生活、人员身份、 管理方式等方面依然传承农业社会的农村聚落点。笔者认为， “村”包括以上学者提出的集中情况， 主要是广义上代指那些严 重滞后于城区发展步伐的区域， 既包括基础设施、 交通等硬件方 面，也包括社会治安、教育文化等软件方面，还包括人的思想观 念、文化素质等人文方面。 从实际情况来看， 城中村确实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城中村 的人员结构复杂，社区管理混乱；建设布局混乱，土地利用效率 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脏乱差。 一、城中村改造的国内外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由前所述， 城中村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在国外 并没有与其内涵相同的城市功能区。 但是国外与内城相关的如贫 民窟、灰色地带等区域与城中村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国外学者称 之为自住型居住区( Self-help Housing )。与城中村相似， 19 世纪前后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的贫民窟发展迅猛，产生了如贫穷、 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早期的西方学者多数支持对其进 行清除。20 世纪 40 年代左右，西方各国开展著名的“城市更新” 运动，其主要内容就包含了对贫民窟的清理， 并提出“消灭贫民 窟”的口号， 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纽约、 芝加哥以及英国 的曼彻斯特等城市。 这种思想持续影响着世界城市化理念的后续 发展，上世纪 70 年代的印度孟买甚至对贫民窟进行过强制清理 行动，数以千计的贫民窟居民被驱逐。之后，随着研究和实践的 不断深入， 国外学者也相继提出了以政府主导， 多主体参与的贫 民窟改造模式。例如，韩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曾引入“联合重建 计划”；巴西的累西腓于 1987 年在城市社区的参与下，第一次 把“非正式的或不合法的贫民窟”正式纳入城市发展规划， 并同 意提供各种服务和基础设施，设立一个“土地占有合法化委员 会”，委员会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 [1]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 在国外贫民窟改造中，社会组织的参与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 综上可见，无论是国内的城中村问题还是国外的贫民窟问 题，其研究都有着从排斥型的感性认识到包容型的理性认识的过 渡，从以城市发展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过渡。 （二）国内研究情况 我国学者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对城中村问题开始关注，早 期的研究从城乡边缘带问题开始， 主要观点对城中村的评价偏向 负面，认为其是城市发展的“毒瘤”，必须铲除。 [2] 但是随着 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城中村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逐渐被许 多学者认识到， 例如提供廉价住宅等方面的作用 （李培林，2002）， 学术界开始尝试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研究。 吴明伟等对流动 人口聚居区进行了中西方比较， 从优化流动人口居住空间的角度 探讨城中村发展问题； 黄怡从城市社会分层和居住隔离产生机制 的角度阐述了城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选择，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 中村发展演变的规律； 张京祥等将城中村纳入我国城市空间结构 转型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空间现象， 提出城中村是社会结构变迁 的结果，在我国二元规制环境中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冯健、 刘玉则在我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提炼中加入了城中村要素， 指出其是我国城市功能地域日趋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体现。至此， 对城中村的研究开始纳入较规范的城市地理学研究范畴。 [3] 李培林（ 2002）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广州市“城中 村”的调查发现： 村落的终结并不仅仅在于生活的改善， 也不仅 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 甚至也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割的户 籍制度问题， 而在于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 络的重组；陈鹏（2004）认为是“不仅要改变城中村的物质面貌， 更要改变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周杰、阳建强（ 2004） 认为城中村改造最终要实现五个转变： 城中村的村民转变为城市 市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性质转变为国家所有， 管理体制由村委会 转变为居委会， 原来的农村集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