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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创体中的性情与才气 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二云：“心之声为言，言之中理者为 文，文之有节者为诗。 故《三百篇》 以来， 篇无定章， 章无定句， 句无定字，虽小夫室女之讴吟，亦与圣贤歌咏并传，凡以各言其 志而已。屈、宋变而为骚，马、班变而为赋。盖有才者以《三百 篇》旧格不足以尽其才，故溢而为此，其实皆诗也。自《古诗十 九首》以五言传， 《柏梁》以七言传， 于是才士专以五七言为诗。 然汉、魏以来，尚多散行， 不尚对偶。 自谢灵运辈始以对属为工， 已为律诗开端 ; 沈约辈又分别四声，创为蜂腰、鹤膝诸说，而律 体始备。至唐初沈、宋诸人，益讲求声病，于是五七律遂成一定 格式，如圆之有规，方之有矩，虽圣贤复起，不能改易矣。盖事 之出于人为者，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 然，故虽出于人为，其实即天运也。” [5]175 这一段虽然是就 诗体的演变、 格律的形成来阐明诗发展的脉络， 但亦可从中发现 赵翼的诗歌观是求新变，所谓“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 密”，且因赵翼也是史学家 （从他对三百篇至七律的梳理即可见 一斑），他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 认为这种新变既是“人为”， 更是“天运”。 新变的观念最突出的表现在他对诗歌评价为“创 体”上。 一、诗体之创 相较《瓯北诗话》，论诗体更加详细的是《陔余丛考》卷二 十三， 其中把一言到十一言的始创之诗， 到近世的流变都分析得 条理清楚，不仅举出了单句为某言，亦列出全篇为某言的。他认 为三言诗起于汉《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 ; 四言始于《尚书 ? 益稷》舜所作“股肱喜哉”， 《五子之歌》 禹所训“内作色荒”; 五言?于《古诗十九首》和苏李赠答 ; 六言发端于《诗经》中六字 句如“曰予未有室家” ; 至十言、十一言诗，李白、杜甫之首创 也。这种追根寻源的做法，看似是一种历史的考据癖，实际上更 体现了赵翼对创新的看中。 赵翼论五言诗时以汉成帝品录中无有 五言，遂断定“盖在西汉时五言犹是创体”。提出了他的“创 体”理念。 创体即是“创其体”的名词形式， 发明了一种新的诗 歌体例之意。能充分表达诗人意图的诗歌，自二言起，赵翼把每 一种初兴时都看成是创体， 因此溯求每种诗体的最早诗句， 正是 对前代诗人“创其体”之功的致敬。《广雅 ?释诂》言“创，始 也”。要言创体，必究此体之始也。在诗体溯源的背后还潜藏着 一种“天运”观念， 如五、七言诗后世最为通行， 然其创始则晚。 规整的五、七言诗都要待到汉武帝时也。赵翼引《文心雕龙》言 “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衡 也”。 [6]451 诗体应天运，时至则开。诗体之创，把司马迁的 话反过来说，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在这种“天运”观念下， 赵翼一方面承认诗歌发展的大势， 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五七言在 《诗》 《骚》中就已存在连用现象。大概正是在时运不至、诗体 未开之时， 诗人之创则最显可贵。 另外，在某种诗体广为流行时， 逆时而行， 发掘古体入近体， 亦可算作“创”。 赵翼论六言时说： “盖此体本非天地自然之音节，故虽工而终不入大方之家 耳。” [6]452 一种诗体的流行是人力遵循自然音节规律的结果， 但是像六言这样不入大方之家的诗体， “创为绝句小律， 亦波峭 可喜”。 [6]452 赵翼痛心孔融、阳俊之的六言诗，东方朔的八 言诗不传于世，这种湮灭自然是符合自然规律与诗歌发展规律 的，然而就创体之功来说， 应该保存下来， 因为它具有审美价值。 《陔余丛考》卷二十三后半卷记录的回文诗、叠字诗、联句、集 句、和韵、全平全仄诗，二十四卷前半卷的药名诗、人名诗、建 除体、口吃诗、同一偏旁诗，是文人游戏笔墨，逞才斗智之作， 有的可喜，有的可供喷饭。以这些诗入书，是为保存这些有创新 意义而不入大方之家的诗所作的努力。 《瓯北诗话》卷四白香山诗，“大凡才人好名，必创前古所 未有，而后可以传世”， [5]38 “好名”“传世”用在白居易身 上颇当，白居易为自己的诗流传于士庶僧道孀妇处女之口十分得 意，把自己所写的诗集手写了五本，藏在寺庙内，以防散轶。赵 翼强调诗歌创体，一种心理动因是想留名传世。他评点古人诗， 常常要并列今人诗甚至自己的诗在后， 《瓯北诗话》 最后一篇“古 今诗互有优劣”， 流露出与古人争胜的思想。 他同时也很忌讳今 诗犯古诗， 《陔余丛考》卷二十四专列“古今人诗句相同”。清 朝有唐宋诗歌的高峰在前， 清诗人负有很大的创作压力， 想要诗 词流传后世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创前古所未有”。 他引前朝诗 人之“创体”为自己诗歌之创正名， 甚至连大方之家不屑的口吃 诗、名字诗也给予正面评价，可以说望“创”之切，不惜流于险 途小道了。 二、诗句之创 诗句的创体概念比较模糊，赵翼评诗时也只道以“创 体”“创句”“创格”， 并不作详细分析